【作品介绍】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原文】
朋党论
作者：[北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3]，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4]，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5]，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7]，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8]。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9]，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0]，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11]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12];周有臣三千[13]，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14]。后汉献帝时[15]，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6]，目为党人[17]。及黄巾贼起[18]，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19]，及昭宗时[20]，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1]。”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22]，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3]。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4]!
【注释】
[1] 本篇选自《欧阳文忠公集》，《欧明修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宋仁宗时欧阳修为驳斥保守派对革新派的诬隐而写呈仁宗的。
[2] 惟：只。幸：希望。
[3] 大凡：大体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4] 党引：勾结。
[5] 贼害：残害。
[6] 之：指代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济：取得成功。
[7] 共(gōng公)工兜(huán欢dōu都)等四人：指共工、兜、鲧(gǔn滚)、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
[8] 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
[9] 皋(gāo高)、(kú葵)、稷(jì记)、契(xiè谢)：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
[10] 更(gēng耕)相：互相。
[11] 书：《尚书》，也称《书经》。
[12] 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
[13] 周：指周武王，周朝开国君主。
[14] 用：因此。
[15] 后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逮捕，囚禁“党人”应是桓帝、灵帝时的宦官所为。
[16]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对宦官被加上“诽讪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灵帝时，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17] 目：作动词用，看作。
[18] 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
[19] 朋党之论：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年)，统治集团内形成的牛僧孺为首的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朋党之间互相争斗，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
[20] 昭宗：唐朝将要灭亡时的一个皇帝。杀名士投之黄河本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
[21] “此辈清流”两句：这是权臣朱温的谋士李振向朱温提出的建议。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七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清流：指品行高洁的人。浊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22] 诮(qiào俏)：责备。
[23] 厌：满足。
[24] 迹：事迹。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士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写作背景】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沦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解析】
这是一篇驳论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A朋党之说 “自古有之”; B 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 C 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有五个自然段，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臣结为朋党一般为统治者所忌恨。欧阳修以朋党“自古有之”，出人意料地肯定“朋党”存在的客观性和理性依据，从而顺利地推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部分(第二、三、四自然段)：具体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差别以及对国家兴亡的利弊。论证务必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道理。
这一部分分三层：
第一层(第二自然段)：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以“同道”与“同利”的对比引出“真朋”、“伪朋”的本质差异，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从而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二层(第三自然段)：对朋党的历史作用进行对比。作者引用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正面例子：尧舜用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达到天下大治。反面例子：汉献帝、唐昭宗残害君子之朋而亡国。正反对举的例子：纣不为朋而亡国;周朝为一大朋而国兴。用“进”君子之朋和“退”小人之朋的史实进一步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层(第四自然段)：对国君对待朋党的态度进行对比。那些各怀异心不能结为朋党、禁止君子结为朋党、杀戮朋党的国君最终都亡国了;那些任用君子之朋的国君都兴国，并且得到后人称颂。在“治”、“乱”与“兴”、“亡”的对照中再次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第五自然段)：得出结论，照应开头，“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希望皇上汲取历史上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大胆信用君子之朋。
本文通篇以对比法进行论证。
开始，作者就以“自古有之”的论断对朋党表态，重要的是严格区分“君子”“小人”两类不同性质的朋党。君子以道，而小人以利，从结朋的基础上点破，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一无一有，一伪一真，将论据双双排开，前后对照，揭其真面目，理直气壮，毫不含糊接着，从正面论述君子之朋，劝导人君“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第二段，从历史上论证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是非，体现在“乱”与“治”、“兴”与“亡”一反一正的具体事实中。在第一层次中，将尧、舜的治与商纣的乱相对比。在第二层次中。又将周武王的治与汉献帝、唐昭宗的乱相对比，言之有据，触目惊心，不容君王不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兴亡对比进谏，证据凿凿，君王岂可忽视
第三段是人君对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态度对比。这主要体现在“能辨”与“不辨”、“用”与“退”的对比中。商纣、献帝、昭宗导致国家衰亡。舜、周武使天下大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卒章显志，再次通过对比归纳到写作此文的目的。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作者介绍】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推行诗文革新主张，提倡效法韩愈，在散文、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说理明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情文并茂的独特风格。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学形式。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与宋祁合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