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声音鉴 第四章 智慧启悟
人的声音。如同人的心性气质一样。各不相同。通过人的声音而判断人的心性气质，这样一来。人的聪慧愚笨、贤能奸邪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1辨音识才
（1）曾国藩重用罗萱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罗萱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罗萱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入南昌，重整水师；后进屯南康，设置楚师三局，制造弹药武器，又设船厂，建内湖水师。四月，罗萱随曾国藩经吴城南康。六月，在青山营次与塔齐布会商军务。七月，随曾国藩吊唁湘军著名将领塔齐布。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受都统乌兰泰器重，由火器营护军升三等护卫。咸丰六年（1856）发湖南，以都司用。次年秋，以守长沙功，署中军参将。当时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很奇怪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塔齐布将来如出战不力，臣甘与同罪。”咸丰帝为此革清德职，加塔齐布副将衔。塔齐布因此很感激曾国藩。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视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咸丰四年（1854），塔齐布以收复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以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农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而起，光着脚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遣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河攻湖口，约定次日塔齐布攻九江，使太平军腹背受敌。清晨，塔齐布忽患心悸而卒，年35岁。据说塔齐布每次战前，都先让百名亲兵蒙面，从中选一人为掌纛，每战必胜。死前的一个晚上，选掌纛时，有一纯施粉墨者，塔齐布见之，默然不悦，勉强说：“好！好！纛授你了。”第二天即卒。七月十九日，罗萱随曾国藩驰赴九江陆营，吊唁塔齐布。
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打。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坐视瑞州后，罗萱以久在军中，遂向曾国藩乞假归湘中。
不久，巡抚骆秉章召罗萱治湘潭团练，刘培元招罗萱至衢州与谋军事。罗萱稍规大计，皆不肯久留。亦自以文士不欲竟弃科举，屡应省试，终不第。同治元年（1862），拜曾国藩于安庆，又至其从兄记名提督罗逢元于当涂，也不欲久居。家居后更加专心学问。同治二年，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屡召罗萱到广州，委托他创立水师，罗又谢归。又同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不久，霆军叛勇溃入粤，罗萱进屯乐昌。地方官命增募威震军，乱平而归。从此，罗萱不再关注兵事。
罗萱是喜欢贡献才智又不愿仕进的人，回到家乡后本想专心读书，以写作终其生。可是，地方大员及同乡亲朋不断召其入幕，他均婉言谢绝。同治七年（1869）十一月，既是同乡挚友而平生又很钦佩的黄润昌奉命入黔，与记名布政使席宝田会同镇压起义。经黄润昌再三请求，罗萱入军营掌文案，兼理营务处。每天白天出外领队作战，夜晚笔削奏牍。
黄润昌原受曾国荃的赏识，咸丰九年（1859）召入安徽军营。当他千里迢迢抵至皖营时，正值曾国荃已南还家中，因无依靠，便借居太湖药局，不久生病，想粗装逃出。后被侍卫吴德水招入营就医。礼部主事李榕当时在曾国藩处充营务，与之相见，十分高兴，遂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次年，在攻打安庆战役，黄润昌成功地策动了程学启反叛，后帮李鸿章立足上海，咸丰十一年，又招抚皖南太平军。立坤字前、后营，又立蔡字、平字、猛字诸营。同治三年，因随攻金陵，加布政使衔。
黄润昌得檄令已是腊月，黔省极为寒冷，罗萱到营后随即开赴清溪。清溪是原邓子垣的军所。安营扎寨后，罗萱和黄润昌设水师，作战守，作大举进攻的准备。湘军进入黔境后，先后攻克铜仁、遵义等五郡，而南路进攻受阻。罗萱与邓子垣一同到席宝田处请战。同治八年（1869）三月，黄润昌、罗萱遇伏战死。黄润昌年仅29岁，罗萱43岁。
罗萱貌温雅，文翰流美，而性极恬适，从军十余年，不趋便营利，亦不图仕进，至死时还是个知府。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2）耳大声洪，玄烨立万世之业
我国现在的版图是在清朝康乾盛世奠定的，我国的人口也是在康乾盛世突破一亿大关的。那时的中国不但是亚洲最强盛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数得上的泱泱大国。康乾盛世历时13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三个黄金时代。它自康熙始，经雍正，至乾隆后期，包括三朝，而康熙则是康乾盛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康熙帝（1654—1722）即清圣祖，名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这位治绩辉煌的大帝，在位61年，是中国封建帝王中亲政时间最长的一位。
公元1661年正月，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逝世于清宫养心殿。顺治遗诏中指定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新皇年号康熙。史称玄烨“天表奇表，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
康熙帝继位时年仅8岁，按照顺治帝遗诏，由四个满族大臣帮助他处理国事。四辅臣中，鳌拜功高震主，专横跋扈。他欺皇帝年幼，经常在康熙面前呵责朝臣，甚至大吼大叫地与幼帝争论不休，直到皇帝对他让步为止。他主张“率祖制，复旧章”，事事遵照太祖太宗时的办法处理，把顺治帝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朝廷积习日深。
四辅臣中的索尼年迈早死；遏必隆依附追随鳌拜；唯有苏克萨哈敢于抵制鳌拜，但他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公元1667年，康熙已经14岁了，按照祖制，他可以亲政了。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上疏请求隐退。苏克萨哈上疏的目的，一则表明鳌拜专横，自己不得不退；二则试图以自己的隐退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交权归政。鳌拜自然明白苏克萨哈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编造苏克萨哈“背负先帝”、“藐视幼主”等大罪24款，将其逮捕入狱，要处以极刑并诛灭全族。康熙得到奏报，坚持不允所请。鳌拜怎肯善罢甘休，他挥动拳头对皇帝无理，连续上奏好几天。康熙和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怕鳌拜因为这件事狗急跳墙，造成国家的动乱，最后只能妥协，仅将磔刑改为绞刑，其他的一切处置，都照准了。
冤杀苏克萨哈后，鳌拜的气焰更加嚣张。朝廷大臣虽更加不满，但慑于他的淫威，人人以求自保，没有人敢于碰硬。
康熙皇帝年少有志，岂肯看到大权旁落，江山毁在自己的手里。他在祖母的指导下，开始了计除鳌拜的各种准备。
康熙先是采用“欲擒故纵”的麻痹战术。故意给鳌拜父子戴高帽，分别加封他们父子“一等公”、“二等公”的爵位，“太师”、“少师”的封号，使他们位极人臣，树大招风，更加孤立，甚至连鳌拜图谋不轨，都没有惊动他。
有一次，鳌拜称病在家，玄烨便前去探视。御前侍卫和托发现鳌拜神色反常，便迅速走到鳌拜床前，揭开席子发现一把匕首。鳌拜惊慌失错，玄烨却“毫不在意地”说：“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当场稳住了鳌拜。但康熙心中更加明白，除掉这个恶魔，绝不可掉以轻心。
当时皇宫的戍卫都被鳌拜控制了。于是，玄烨特选一批忠实可靠的少年入宫，以“练布库戏”（满语：摔跤）为名，另外组成一支可靠的卫队——善扑营。这些少年都是贵族子弟，每天和少年皇帝在一起练摔跤，武功越来越好，本领越来越大。鳌拜入宫，经常看到他们，以为是些小孩子把戏，久而久之，也就不以为然了。
有一次，康熙皇帝得知鳌拜要进宫奏事，便把善扑营的少年卫士集合起来，对他们说：“鳌拜作为先皇托付给我的辅臣，不以国事为重，处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滥杀大臣，甚至胆敢加害于我。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了祖宗社稷，必除此大患。”他见小侍卫们群情激昂，又说：“你们虽然年纪轻轻，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要靠你们除掉这个老家伙。但他武将出身，你们是怕他呢，还是听我的？”侍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齐声呼喊：“独畏皇上！”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跨进内宫的门槛，行至康熙近前，还没站稳脚，小侍卫看到皇帝发出的暗号，一哄而上，拳打脚踢，连拉带拽，将他打翻在地。鳌拜什么阵势都见过，却没见过这种对付他的场面。起初还以为是这群小孩子跟他闹着玩呢。他见到小皇帝那冷峻的面孔和“给我拿下”的威严指命，才明白过来，然而，已经晚了，他终于被擒拿归案了。
康熙皇帝命康亲王主持审讯，议定鳌拜“欺君罔上”等罪行30款。他虽罪不容诛，死有余辜，但康熙念其效力年久，军功显著，遂免其一死，他的死党则一网打尽。一个少年皇帝，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动一刀一枪，智除大权奸，朝野称赞，后人评论康熙的机智果断时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
从此，他逐步地将中央和地方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得心应手地治理国家。
康熙皇帝除掉鳖拜后，又一个心结便是“三藩”问题。他把这件事写成字条，挂在宫里的柱子上，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着……
所谓“三藩”，就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这三个藩王。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重要将领，投降清朝后，在统一战争中，为消灭明朝和镇压反清的农民起义，立功封爵。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地位最高。
吴三桂这个钻营有术的人，28岁就当上了宁远总兵，是明朝镇守辽东的重要将领。他在一次回京述职时，以千金之资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陈圆圆为义军所得。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变色龙，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扯起“为君父复仇”的遮羞布，致书降清。引清兵入山海关，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北京城，由此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接着，他为清廷从西北打到西南，效尽了犬马之劳，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
当时无论云贵、两广，还是东南沿海，局势还很不稳定，朝廷极需要他们弹压地方，因此不惜给予种种特权，希图以恩宠讨其欢心。可是“藩”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难以控制，成了朝廷的威胁了。
吴三桂是云贵两省的土皇帝，地方大小官吏一律由他任免。自行收税，不但不上交，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省税收中拨给他白银2000万两，比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老奸巨猾的吴三桂，经常在所辖的民族地区挑起矛盾和冲突，然后派出自己的武装去镇压，借以向朝廷表示西南地区多事，安边守土离他吴三桂不行。他的五华山藩府富丽可比皇宫，到处掠买美女，整日拥姬宴乐，作威作福，慢慢地助长了他们与朝廷的离心力。
康熙皇帝感到“三藩”的气焰日益嚣张，要想实行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非撤藩不可。康熙时刻都在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时机。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主动申请撤藩，“归老辽东”。康熙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批准。此举深深地震动了吴、耿两人。他们已看出朝廷急欲撤藩的意向，惶惶不安。为消除朝廷的疑虑，先后被迫上章请撤。而吴三桂根本无意撤藩，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心存侥幸，以为朝廷必予“慰留”。不料，弄假成真，康熙朝纲独断，力排众议，同意撤藩。
吴三桂始料不及，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他身穿明朝的孝服，把军队拉到永历帝（明桂王）的墓前，磕头如捣蒜，号啕大哭，以此收拾军心。他打出“复明讨清”的旗号，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率大军经黄河北上。一路所战连连告捷，仅3个月，便占领湖南全境，前锋直抵长江南岸。摆开了飞渡长江天堑、直捣京师的态势。这时，他又改称“周王”，南方6省被他全部占据。
吴三桂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耿精忠叛于闽，孙延龄叛于广西，四川巡抚罗森等叛于蜀，襄阳总兵杨来嘉叛于湖北，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于宁羌，西北为之动摇。河北总兵蔡禄父子策划于怀庆，以谋泄而未逞；更有甚者，京师有杨起隆等数十人谋划攻占大内。京城内，数次起火，谣言四布，人心惶惶，争欲躲避……是时，“东南西北，在在鼎沸”。朝廷中有人主张以长江为界，分疆而治，向吴三桂求和。
康熙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从一开始，他就迅速地作出反应，断然决定：尚藩、耿藩停撤，削除吴三桂爵位，将其长子吴应熊逮捕，不久即下令处死，以寒吴三桂之心。同时，紧急调兵遣将，分据要津，积极防御，先守而后攻，以荆州为大本营，沿长江布防，阻挡吴军的正面进攻；以山东兖州为适中之地，接济南北；以重兵驻杭州、南昌等地，全力挡住耿军攻势，防止他与吴军合势。战争的进程表明，康熙的这一战略是正确的，恰好击中了叛军的要害。吴三桂的重大失误，就是屯兵南岸，不渡江，军队的锐气随着时间的后延而低落下来。他不愿远离云贵根本，希图与清廷谈和，划江为守，得半壁江山。在遭到康熙的坚决拒绝后，仍全力固守湖南不进，这就给事先毫无准备的清军以喘息的时间，并使康熙从容调兵，顺利实施其战略计划。他利用“君临天下”的政治地位，不仅动员全国奋起“讨逆”，而且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吴的部属，诱之以利，晓之以理，不断地削弱吴的实力。而当吴军渐呈劣势时，这种分化、瓦解起到了军事上不能取代的作用。
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王辅臣在平凉被围后，被迫接受了康熙的一再招降。西北战事遂告结束。康熙调其得胜之师疾速南下，增援荆州。十月，清军攻入福建，逼近福州，耿精忠被迫出降，从而剪除了吴三桂东南一翼。次年，已暗通清军的尚之信公开表态反吴，迎接清军进入广州。这时，清军已完成了对吴三桂的战略大包围。吴三桂已感到江河日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局势继续恶化，他忧心忡忡，于八月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瑶即位，改元“洪化”。吴三桂一死，部属军心涣散，斗志锐减，屡战屡败，退回云南。
康熙不失时机地布置战略大反攻。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三路大军会师于昆明城下，长数十里。一个月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粮食不继，人心惶惶，南门守将暗降清军，里应外合，昆明陷落。吴世瑶服毒自杀，其部属骨干人物或投降、自杀，或被俘处斩。
康熙在平叛过程中，为收揽人心和瓦解叛军的政治需要，一再颁发诏旨，阐明朝廷宽大为怀的政策。但当获得完全胜利之时，则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欲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同年十二月，以定“逆案”的名义，对那些已赦免的叛乱骨干分子重新处理。靖南王耿精忠被处以磔刑。平南王尚之信以“逆罪”赐死。王辅臣在康熙召他进京的途中自尽而死。耿的长子，尚的一个弟弟同时被斩首处死，他们的部属凡属骨干分子皆处以死刑。其副将以上将吏都被调进京，逐个审查，分别惩处。至于其下军官和士卒，皆发遣东北边疆，充当站丁、驿卒，罚做苦役，其子孙世代不得为官。
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连同其他反清抗清的力量也一并被消灭了。这就拔除了隐藏在统治集团中的敌对派别，消除了各种隐患。因此，康熙对吴三桂叛乱的铁血镇压，不仅是军事的，也是一次政治与思想的大扫荡。清王朝因祸得福，它通过这场波及全国祸结六省的内战，变得空前强大，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2听其言知其心
言既可听，那么怎样“听其言”呢？第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指不能偏听一人之言，而要多听众人之言；不能只听其一面，而应多方征求，兼而察之。第二，“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是一句俗话，但富含哲理，即听话不可仅听其表面，也不可“前耳进，后耳出”，一听而过，而应听其实质，听其含意。而要如此，必须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无论是真话、假话、直话、绕话，旁敲侧击之话，还是含沙射影之话，都是可以听出一些味道而了解其真意的。第三，听其言而察其人。语言无论怎样表达，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质。经过验证，经常说真话的人必是为人忠诚、实事求是之人；经常说假话的人，必是巧伪奸诈之人；经常说直话的人，必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之人；说话词意不明的人，必是诺诺无为之人；说一些朴实无华但富含哲理之言的人，必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之人。因此，说话，实质上是一个人品性、才智的外露，只要考察者出以公心，从一个人的说话，定能有所发现。例如，三国时，陈琳曾在一篇檄文中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但曹操却从中发现陈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后来予以重用。张辽被曹操捕获，对曹操破口大骂，曹操却从中发现张辽是位性格直爽的忠勇之士，而当场释放，委以重任。而吕布虽武艺超群，但一见曹即跪地求饶，其声甚切，但曹一听其言，复忆其行，即知其是反复无常、贪生怕死之人，当即处死。可见，“言为心声”，只要慎听，是会听出一些名堂来的。
当然“知其心，而听其言”，与“轻言重行，综核名实”并不矛盾。这里强调的是察人，不排斥“察言”，“察言”是察人的一个方面。而“察言”又与“信其言”不同。“信其言”是有条件的，“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证”，“如其心而听其言”，“有证之言”、“知其心”之言可信，而无证之言、不“知其心”之言，非但不可信，还应从反面去理解它。
在听言观行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众人观察。孟轲有这样一段名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他告诫人们对贤者下判断时，一定不能只凭个人一隅之见，而要听群众意见；之后，还要“察之”，要看其是否果真如此，勿为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或“恶意中伤”所离间。李觏也认为，不能仅凭“一人之举”，而需众人“共举”（《李觏集·安民策》）。
金世宗完颜雍曾说过：“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金史·世宗本纪中》）即我选用人才时，大家都推荐的才使用，我并不认为个人的看法都是对的。
二是长期观察。李觏认为对德才的确定，不能只凭一时的表现，而需经较长时期的考察，要“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贤邪非一时之贤，久居而不变，乃其贤也。能邪非一时之能，历试而如一，乃其能也”（《李觏集·安民策》）。
三是全面观察。西汉邹阳认为，识别评价人才要“公听并观”（《西汉文·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从各方面进行观察，德才资全面衡量；观其主旨，不求微功细过。
四是责求实效。苏轼认为，根据实绩判断能力的强弱才是正确的知人之法。“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苏东坡全集·议学校贡举状》）
（1）齐桓公兼听用管仲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当政时，因醉杀鲁桓公，他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因怕受到牵连，所以分别同其师傅管仲、鲍叔牙到鲁国和莒国避难。
齐国国君无知被雍林人刺杀后，齐国诸位大夫商议立君之事。这时高奚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回小白，商议让其继位。鲁国人听到无知的死讯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国继位，并命管仲率领军队阻拦小白回国。在进军的路上，与小白的人马相遇，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恰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而骗过管仲，躺在车中立即奔回齐国，继承了君位，是为齐桓公。小白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在乾地将鲁兵打败，并送信给鲁国国君道：“子纠是我的哥哥，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把他杀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交给我，让我把他们剁成肉酱，否则，我将围攻鲁国。”鲁国害怕，便在笙渎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自请囚禁。
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原想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为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我跟您已经很多年了，今天您被立为国君，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国君的地位虽然很崇高，但是我没有本领再帮助您提高地位和荣誉了。如果仅仅治理齐国，有高奚和我两个人的辅佐就足够了。如果您要称霸诸侯，那非有管仲不可。论本领，他比我大很多，所以管仲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地位就会提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齐桓公非常奇怪地反问道：“管仲亲自用箭射过我，差点使我丧命，我怎么还可以用他呢？”鲍叔牙听后哈哈大笑，并对桓公说：“这就是他忠于自己主人的最好表现。如果您能宽恕他，重用他，他也一定会像侍奉公子纠一样地侍奉您。”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便使用“佯召管仲欲报仇”的计谋，将管仲要回齐国。
当装载管仲的囚车到鲁国的北面边境时，齐桓公早就派鲍叔牙在那里迎候他了。管仲回到齐国以后，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国，而鲍叔牙则为副手。管仲执政后，与鲍叔牙、隰朋、高奚同心协力治理国家，改革内政，整顿军制，发展经济，救济贫穷，选拔贤才，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到公元前656年，齐国威望大大提高了，齐桓公终于取得了霸主地位。
齐桓公与管仲本有一箭之仇，欲将其剁成肉酱方解心头之恨。但经鲍叔牙的举荐，说明齐国要想称霸于诸侯非管仲辅佐不可的道理后，具有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不仅不杀管仲，而且委以重任，让其执掌国政，实在是胆识过人。如此这样的事没有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断然办不到的。
（2）晋文公善听用勃辊
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年在位），名重耳，又叫公子重耳。晋献公次子。献公妃狐姬所生。献公嬖骊姬，杀太子申生，他被迫流亡在外19年。后借秦穆公之力回国，被立为晋国国君，为晋文公。他即位后，重用狐偃、赵襄、贾佗、先轸等人，协力修明内政，整顿法纪，加强战备。同时尊重东周王室，平定周王室王子带之乱，迎周襄王复位，几次出师救宋国，并与楚军在城濮交战，采取诱敌深入之法，大败楚军，尔后在践土会盟诸侯，继齐桓公之后为春秋诸侯霸主。
重耳刚当上国君之后不久，有一天，大夫狐偃领来一个叫勃辊的人，向晋文公说是有机密事情向他报告。可是，当晋文公听说要求见他的是勃辊，表现得十分生气。原来，晋惠公在位时，非常害怕自己的王位被重耳夺了去。因此，他曾经委派勃辊去刺杀重耳。勃辊当时非常认真地执行晋惠公的命令，比原计划提前一天找到了公子重耳，并一刀砍断了他的衣袖，如果不是重耳跑得快，早就被勃辊杀掉了。所以，这次当晋文公听说勃辊求见他时，他非常生气。他对侍从说：“你们去对勃辊说，我没有去抓他跟他算账已经够便宜他了，他还有什么脸面来求见于我？”那几个侍从向勃辊转达了晋文公的话，勃辊听了以后笑着说：“我还以为主公在外边奔波了十九年，总该熟透了世情，没想到还是这个样子。我看如此下去，弄不好还会倒霉呢！现在，他做了国君，我想来效忠于他，他却不接见我，这对我来说不会损失什么，只怕是我走了，他的麻烦也就来了。”侍从听勃辊这么说，就赶快回去向晋文公如实报告。狐偃也劝晋文公接见勃辊。晋文公这个人头脑非常清醒灵活，政治敏感性很强，所以他经过考虑，没有因往日的仇恨而意气用事，于是立即决定召见勃辊。
原来，勃辊真的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准备向晋文公报告。晋文公在回国做君主之前，原来晋惠公重用的宠臣吕省和邵芮两位大夫一直紧随着晋惠公，想把晋文公除掉。后来因为重耳有秦穆公的大军护送回国，吕省、郤芮二人知道敌不过秦军，不得已便投降了重耳。但是，他们两人原是晋惠公的心腹，因此，他们感到晋文公做了国君，是对他们的很大威胁，所以就联络勃辊图谋发动叛乱，杀死文公另立新君。勃辊认为，过去谋杀重耳，是替国君办事，现在既然重耳已经做了国君，如果再搞叛乱，杀君另立，这样不利于国家，于是就跑去向晋文公报告了这件事。
由于晋文公事先撑握了吕省和郤芮的叛乱阴谋，他便在叛乱发生之前，以生病为由不去视朝，暗暗逃到秦国躲避，在晋国便由心腹大臣布置好了对付吕省、郤芮的计策，结果吕省、郤芮的叛乱很快得到平息，他们也被抓获。
晋文公虽然成功地粉碎了吕省、郤芮二人为首的叛乱，但是他们手下还有很多党羽尚未清除。后来，晋文公准备把吕省、邵芮的党羽全部捕杀，他的大臣赵衰劝他说：“乱党的头子已经除掉，您应该宽宏大量，如果一大批人再被杀掉，恐怕会失掉人心，甚至可能会激发出别的变故。”晋文公听了赵衰的话，感到很有道理，所以便予以采纳，下令大赦，不再追究吕省、郤芮余党的罪行。但是，吕省、郤芮的党羽对于晋文公的大赦不敢相信。这时，很多谣言流行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形势很不稳定。晋文公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担心。有一天，晋文公正在宫内洗头，守门卫兵进来向他报告说有一名叫头须的人求见。晋文公听后十分生气地对卫兵说：“这个头须十分可恶，当年他把我们可害苦了，今天竟然还有脸来求见我。告诉他，我不把他杀掉已经够宽容他了，让他赶快滚蛋吧！”原来，晋文公当年流亡在外时，头须是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小吏。在晋文公最困难的时候，他竟然把晋文公当时所有的金帛全部偷走逃跑了，结果害得文公和他的随从们一度只能靠讨饭活命。今天他来求见文公，所以晋文公十分生气。
卫兵把文公的话转达给头须，可头须听后仍然不肯离去。他说：“主公因为宽恕了勃辊，才能没有遭到吕省、邵芮的毒手。为什么不能宽恕我呢？我既然来求见他，就必然有我见他的道理！”卫兵又把头须的话报告了晋文公，文公听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的器量是太小啊！”于是立刻召见头须。
头须进宫以后，先向晋文公认错赔罪，尔后向晋文公说：“吕省、邵芮的余党实在太多，杀不胜杀，他们又感到自己罪恶太大。所以不敢相信您的赦免，如果不想办法，恐怕是会出问题的！”听他这样说后，晋文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便认真地请教头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头须告诉晋文公说：“当初，我偷过你的钱财，害得你受苦挨饿，这件事晋国上下都清楚。现在你为了让吕省、邵芮的余党们能够相信大赦令，可以从我身上做起，让他们都知道你确实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人。”
晋文公听了头须的谈话，认为至情至理，于是就赦免了头须，并让头须做了自己的车夫，还特地让头须驾车，自己坐着车子连续几次到处游玩。这样一来，吕省、郤芮的余党们都暗地议论，他们说，像头须这样的人，晋文公不仅赦免他，而且能够重用他，看来大赦是真的了。于是，他们纷纷效忠于晋文公，从而很快稳定了晋国的政局，使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3）必欲致士先从隗始
战国后期，燕国被齐国打败，燕王哙被杀，太子平继位，是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他想招纳贤才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使燕国强盛起来以报国家之仇。但是，由于国小力弱，难以雪先王之耻，于是他便向郭隗先生求教求贤的方法和措施。
在《战国策·燕策》中，记载了燕昭王求教郭隗的史实。郭隗对燕昭王说：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屈己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已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跳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成就帝业的人，以贤者为师；要想成就王业的人，与贤者为友，若要想成就霸业的人，便以贤者为臣；如果是亡国之君，则以贤者为奴仆。真心实意地向贤者学习的人，就能得到胜过自己一百倍的人；如果自高自大，背靠着桌子，斜着眼睛指手画脚，或是瞪着大眼，随意打人骂人，呼来喝去，得到的便是只有仆役和奴隶。这就是行大道得人才的方法。郭隗又对燕昭王说，大王如果能够广选国中的贤才，并且亲自去拜见他们，天下的贤才听说大王如此重视人才，就会都纷纷来到燕国为大王效力。
郭隗讲完求贤之道以后，又向燕昭王讲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古时有位国君，想用一千两黄金去买一匹千里马，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国王身边的仆从请求出去买马，在第三个月时，得到一匹千里马，但它死了，仆从便花去五百两黄金，把这匹死马买了回来回报国君。国君闻听大怒道：我所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何用处，还损失了五百两黄金。国君恼羞成怒，扬言要杀仆从。仆从说：死马尚且要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必认为大王是诚心肯出大价钱买马；千里马就要到了，大王等着瞧吧！果然，不到一年，一共来了三匹千里马。”接着郭隗对燕昭王说：“大王若要求贤，就先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都能被任用，何况比我还要贤能的人呢？这些贤人，就会迢迢千里来到燕国啊！”
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滑王出亡于外。
这段话记述了燕昭王求贤的故事。就是说，燕昭王即位的时候，正是燕国被齐国打败的危难之际。为了报仇雪恨，洗刷国耻，昭王以谦恭的态度，丰厚的财礼广招天下人才。他对郭隗说道：“齐国乘我国内部混乱的机会，出兵打败了我们。我深知现在的燕国，国小力弱，没有足够的力量报这深仇大恨。但是，我确实想得到一批有才干的人才来帮助我振兴国家，以洗雪先王蒙受的耻辱，这就是我的心愿。你看是否有值得推荐的人选，如有这样的贤人，我要亲自侍奉他。”郭隗说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想招贤纳士，就先从我开始吧。对我这样的人你如果能够做到以礼相待，比我有才能的人，哪能嫌道路遥远而不来呢？”昭王听后认为确有道理，于是便给郭隗改建一座漂亮的房子，并把他当做老师一样以礼相待。这件事一传播出去，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自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还有许多贤土纷纷奔赴燕国。另外，燕昭王又亲自吊唁死者，慰问孤寡，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不辞辛劳地治理国家。
在众多贤能人才的辅佐下，经过28年的努力，燕国富强了起来。士卒轻逸乐战，于是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韩、赵等国一起打败了齐国，攻入齐国都城临淄，占领了莒和即墨两座城池以外所有齐国的土地。并把齐湣王逼得逃到国外去了。
“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封建帝王尚能做到，在今天，各级领导更应能够做到，以博大的胸怀，广招天下贤能之士，为国为民出力。
（4）泰山之大不舍泥土
李斯（前277—前208年），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曾经做过文书小吏，后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学成之后便投奔秦国。
李期到秦国后，很快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封为客卿。在秦王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韩国害怕被秦消灭，便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以此削弱秦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秦国发现了郑国的目的，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遣间谍到秦做宾客，刺探秦国的情报。秦国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纷纷，并建议秦王下令将其一律驱逐出去。于是，秦王嬴政便下令驱逐各国来秦的客卿。
针对这一情况，李斯便上书秦王，反复阐明广泛使用人才和“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道理，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指出：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而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现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光关，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从前，秦穆公寻求有才能的人才，在西边戎族那里得到由余，在东面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找到了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出生的，而秦穆公却重用他们，使他们帮助秦国吞并了20个小国，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主张，改变了旧的风俗习惯，因而使人民得到温饱，国家得到富强，老百姓愿为国家出力，诸侯亲近服从，还打败了楚、魏两国的军队，占领了广阔的土地，开创了国富民强的局面。惠王采用了张仪的计策，攻下了三川，西并巴蜀，北得上郡，南夺汉中。还吞并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地方，攻克楚国的鄢、郢，东占成皋这个险要的地区，获得大片肥美的土地，解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听从秦国的摆布，功绩一直延续到现在。秦昭王得到范雎，废掉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加强了朝廷的权威，堵塞了私人专权的门径，逐渐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这四位国君，都是因为重用客卿取得了成功。从这些事例来看，客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秦国呢？假如过去四位国君都拒绝客卿的帮助，疏远这些人才，不重用这些人才，那么，就会使秦国得不到好处，更不会有今天的强盛和显赫的名声了。
现在招纳人才就不是这样，不管有才无才，也不论可用不可用，更不管其品德如何，只要不是秦国人都要他们离开秦国，凡来秦国的各国的客卿都要被驱逐。这样看来，你们所重视的是美色、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的是人才。这样做，不是平定天下和制伏诸侯的良策。
鉴于上述原因，李斯强调说：“我听说土地宽广的国家粮食就多，国家大人口也就多，军队强的战士就能勇敢作战。泰山之所以那样高大，是它从不舍弃任何泥土的缘故，河海之所以很深，是它不择细流的原因；当国君的要显示自己的美德，就不应该抛弃广大人民。因此不要分地区，不要分内外，只要团结和谐，就会粮食丰足，鬼神也会降福于你们，这就是五帝三王在天下无敌的原因。”
秦王嬴政看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认为李斯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将逐客令立即取消，并封李斯为廷尉。同时，认为郑国修渠对秦国也有益处，并让郑国领导将渠修完，这就是有名的“郑国渠”。
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人，是人才。只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特别在今天，充分发掘人才资源，发挥人才的巨大作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为紧迫和重要，这也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李斯在对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问题上，提出的“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理论是十分正确的，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值得各级领导者学习。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以史为镜，借鉴历史经验，广泛地引进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具有实际意义。
（5）唐宣宗用人问政绩
唐宣宗李忱，原名李怡。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与穆宗李恒为兄弟关系，是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的叔父，出生于810年，卒于859年。会昌六年（846）三月即皇帝位，是为唐宣宗，在位14年。
宣宗李忱是一位宽厚待人的皇帝。他喜欢走访民间，由此得知他的下属在政治方面的优劣，并从中提拔政绩优秀的官吏。
有一次，唐宣宗到北苑去打猎，路过一片树林时，看见8个樵夫刚打完柴，正在休息闲唠。唐宣宗便停住马走过去和樵夫们说起话来。经过闲谈，宣宗知道他们是泾阳县的人，他便乘机问樵夫们：“泾阳县令是谁？”樵夫们回答：“是李行言。”又问：“为政如何？”樵夫们又回答：“李县令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一次，有五六个强盗抢劫百姓财物后，怕官府查罪，便躲进北司军营中。李行言派衙役去抓强盗，军营中的将领说什么也不肯放人。李行言毫不惧怕，冲进军营抓住了强盗，并将藏匿强盗的将领打了几十大板，还判处了强盗的死刑，百姓们无不为之称快！”唐宣宗听了以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记在心中，打猎回到宫中，便将李行言的名字写在帖子上并将它挂在殿柱上。
两年以后，唐宣宗任命李行言为海州郡守，李行言进宫拜谢皇恩。唐宣宗问他说：“卿是否在泾阳县当过官？”李行言说：“是，当过二年泾阳县令。”唐宣宗听后非常高兴，吩咐左右说：“取紫金赐予李行言。”李行言非常纳闷，不知为何要赐金于他，但是又不敢随便问皇帝。这时，唐宣宗笑着对李行言说道：“卿可知道朕为何赐金于你？”李行言一听正是自己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连忙奏请说：“臣不知。”唐宣宗命人从殿柱上揭下写有李行言名字的帖子，拿给李行言观看，并对他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最后说，这些紫金就是奖赏他的政绩的。李行言听后非常激动，决心尽力尽责以报效朝廷知遇之恩。
又有一次，唐宣宗到城西去打猎，走到渭水边时，看到在祠庙外围着一群百姓。走近一看，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者在设斋拜佛。他觉得非常奇怪，既不是斋日，也不是祈风求雨的时节，为什么要拜佛呢？于是，唐宣宗下马，走进佛堂去向那些老者询问缘由。一个老者告诉他说：“我们是醴泉县的百姓，县令是李君爽，他治政有方，体恤民情，是个非常清廉的父母官。但是他的任期已满，我们想要留住他，准备到郡府去请求再将他留任。我们来此拜佛，祈求佛爷保佑我们能留住李君爽。”唐宣宗听后，为有李君爽这样的下属所感叹。回到宫中，又将李君爽的名字写到了屏风上。
唐宣宗始终没有忘记醴泉百姓拜佛求留李君爽的情景。因此，后来中书省两次呈报任免醴泉县令，唐宣宗都未批准。过了一年之后，怀州刺史的职位空缺，中书省请求派任。唐宣宗亲笔写下御书：“醴泉县令李君爽可任怀州刺史。”对于一个小小醴泉县令，宣宗能够如此了解，使他的文武大臣大惑不解。直到李君爽上任前来拜谢皇恩，唐宣宗重赏了他，并说起打猎遇到百姓求佛一事，李君爽和文武众臣才明了其中的缘故。
能否选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关键在于了解人才，知人才能善任，对于人才不了解，不清楚，有无才能和政绩也不知道，那么用准用好人才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唐宣宗的做法值得借鉴。
（6）唐宣宗与令狐绚论面察刺史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中记载：
令狐绚（字子直，京兆华原人。唐宣宗大中四年起为宰相，在位10年）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绚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绚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绚，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令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绚汗透重裘。
上述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绚拟定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对令狐绚说：“我听说李远有这样的诗句：‘长日惟消一局棋。’他怎么能够去治理人民呢！”令狐绚说：“诗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宣宗说：“暂且让他到杭州上任，试试看。”
接着唐宣宗下命令说，刺史不得在地方上直接转任。必须让他们回到京师，由他当面考察其是否能够胜任，然后才能得以任命。令狐绚曾经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调到附近的州任刺史，他这位老朋友没有回京师就顺路到任所上任去了。宣宗看到他的表示感谢的奏章后，就此询问令狐绚。令狐绚回答说：“因为他到任所的道路比较近，所以直接去上任了。免得回到京师还要迎送。”宣宗说：“朕鉴于各地刺史中很多人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是百姓的祸害，所以想要一一召见他们，当面询问他们的施政方针，了解他们的德才情况是否称职，以便进行提升或者降免。可是我的命令已经颁布实行，你竟敢置之不理，你是宰相，有权，可怕呀！”当时正值天寒气冷，令狐绚吓得冷汗直流，湿透了厚厚的皮袄。
上面唐宣宗和令狐绚的这段对话，是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发生的事。州刺史是地方的高级官吏，不同于朝廷大臣，皇帝可以通过日常临朝奏报及办理政务去接触了解他们。唐宣宗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个刺史的品德和办事能力，采取了当面考察的办法，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了解人才的一种好方法，确实值得当政者借鉴。
（7）明宣宗朱瞻基慎用人才
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不少历史盛期，正如史书上所说，“明有仁宣，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清有康乾”。“明有仁宣”，便指的是明朝仁宗和宣宗时期，把社会推上了太平盛世。
明宣宗，即朱瞻基，明仁宗长子。永乐九年（1411）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1425年5月，仁宗病死，朱瞻基即皇帝位。
朱瞻基即皇帝位之后，逐步感到明朝旧制有许多弊端，应该进行改革。改革从何着手呢？朱瞻基经过派出人员进行视察得知，各州县的官员多是庸才，更有一些人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拔官吏制度上的弊端，必须加以改革。
过了一段时间，吏部给明宣宗朱瞻基呈上一个关于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其审批。上早朝的时候，明宣宗朱瞻基问吏部尚书说：“你们对这九个人是否做了详细考核？”尚书郭进出班回答说：“苏州等九府，历称最为难治的地方。此番确定人选，颇费斟酌。”明宣宗问：“那么，这九个人选可以胜任吗？”郭进不得不实说：“并非最优秀的人选。”明宣宗朱瞻基一听非常生气地训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可以马虎的吗？”郭进辩解说：“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此受到限制，如无圣上明示，不敢越级选拔。”朱瞻基听后一想，祖制如此，也不能只怪吏部。于是说：“那就将此事缓一缓吧。”然后对其他大臣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经过考察认为这个人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破格提拔。只是，朕所要的可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对于明宣宗朱瞻基的上述改革，朝野上下互相传颂、议论着，但是文武大臣却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们不荐不行，荐出的不是人才也不行，将来不胜任犯了律条要受到牵连，只好认真仔细地去考察选拔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被推荐的人选名单和履历材料呈到了皇帝那里，明宣宗又找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后再由吏部正式任命。到任之前，明宣宗又亲自一一召见他们，鼓励他们秉公办事，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并向他们明确指出，如要发现某人贪赃枉法，一律斩首。
新官赴任后，明宣宗朱瞻基又分别派出巡抚和都察到各地去考察他们的政绩。半年后的考察结果表明，这批官员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政绩，百姓也比较拥护。例如苏州知府况钟，到任之后不久就查处了多起州官的贪赃枉法事件；对考察了解到的许多弊政，都一一加以改革；特别是通过访查，了解到百姓感觉租赋过重，于是，对于苏州各县农民不合理的负担40万担租赋上报奏免，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另外，他不侵上峰，亲自绑缚不法皇宫太监送往北京皇宫交皇帝处理。对于他的事迹，朝廷上下广为传颂。宣宗十分注意广招人才，为了表达他思贤求才的愿望。他曾亲作《猗兰操》一首赐给大臣。他在序中说：“孔子自卫返鲁，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叹生不逢时而作《猗兰操》。朕今虑山林岩谷之贤亦有怀才不遇者，故拟作此诗。”诗中写道：“兰生中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与众草为伍。呜呼，贤人兮，汝其予辅。”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文武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他们多数为明王朝的兴盛做出了贡献。
经过上述选拔官吏的改革和实践，明宣宗朱瞻基便下令以后选人用人均仿效此法。
（8）康熙坚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1654—1722），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他是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非常懂得治国安邦必须善于举贤用人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始终坚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在位期间，噶尔丹叛乱，他三次率军亲征。在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他对随军将领和官吏的实际能力亲自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他从西路军主将费扬古巧设伏军大败噶尔丹，取得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发现费扬古有勇有谋，具有统帅三军，领兵作战的指挥才能。回来后，便给费扬古晋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称）。在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发现绿旗总兵官王化行，队伍整齐，战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便破格提拔王化行为军中总参，同时，对于那些无能的官吏如户部侍郎思格色等实施罢免，有一次，康熙命思格色去塞外负责挖井供水。康熙问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约能够供多少人马饮用；思格色迟迟回答不出来，于是康熙立即革去他的官职，并当众指出：“思格色为官昏聩无能，心中无数，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访吏治，体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时，路经河南某城，当地官吏为了迎接圣驾，整顿交通，作出临时规定，凡是皇帝要走的道路，以划线为界，分左中右三路通行。左右两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来行走，中路作为御道，只供皇帝专行，任何人不准走动，并贴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户晓，不得违犯，否则依法严惩，同时还派出典吏沿路巡视警戒。布告贴出的当天中午，一个官员冒犯规定，骑马沿中路行走。典吏对其进行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鞭打典吏，并声称他是当今皇帝的太监。这位典吏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将这位太监拉下马来，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一定大祸临头，忙令左右给典吏戴上刑具，等候皇帝处置。康熙进城得知此事后。马上召来典吏，亲自为其取下刑枷，并倍加赞扬。当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为四品巡抚。
康熙二十四年（1686），张伯行考中进士，经康熙面试后，授予内阁中书职务，不久又调中书科任中书；康熙四十二年（1704），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行政长官。张伯行上任时，正值当年闹饥荒，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生计，张伯行立即把自己家里的钱粮运到灾区，并赶制许多棉衣，救济灾民。康熙皇帝下了分道救灾的命令，张伯行分管汶上、阳谷两县。他给灾民发放了22600多石救济粮。为此，布政使责备张伯行擅自做主，并提出罢免张伯行职务的弹劾奏章。张伯行对布政使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驳斥，使弹劾风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下巡视，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张伯行为按察使。1708年，康熙皇帝再次南下到苏州巡视，他对随从大臣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啊！”当时就命令苏州所在地的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是这位督抚却没有举荐张伯行。康熙皇帝于是召见张伯行说：“我早就了解你，他们不举荐，我自己来举荐。以后，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会明白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给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张伯行德才兼备，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灾中，能够为灾民着想，独自做主发放了大量救济粮。这本是件大好事，却遭到布政使的弹劾。他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可谓有胆有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才，却得不到他的上司苏州督抚的举荐。如果不是康熙具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慧眼，那么，张伯行这个人才也就只好被埋没。
康熙皇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9）乾隆私访任用贤才
清代乾隆即雍正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他25岁即位，85岁禅位，89岁去世，是历史上年龄最大，也是有所作为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无论在武功还是在文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树。据统计，在经济方面，到乾隆中期，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全国耕地达到6000余万顷，人口达到近3亿，库存银两到乾隆五十五年已由康熙时的5000余万两达到了8000万两。在疆土上，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到南海诸岛。在这个境域之内，除顺天府和盛京外，还划有直隶（河北）等18个行省的内蒙古等几个边疆特区。其国土的辽阔和国势的强大，国内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乾隆时期之所以取得上述丰功伟绩，关键在于乾隆帝能够善于发现人才，正确使用人才。他在选拔人才时，经常采用微服私访的方式去掌握他们的德才情况。
当时，常州有位杨瑞莲，此人是乡间一儒，善长篆隶之学，蜇居乡里，一直怀才不遇。他有一位亲戚叫梁诗正，在朝廷做官，他便前往京师去投奔这位亲戚找点事做。恰好此时朝廷开设了一个两清古鉴馆，将内府所藏的古鼎尊彝壁等青铜器加以图绘并摹录铭文成书。梁诗正便推荐杨瑞莲入馆充当缮写官。这年8月13日，馆中人多去参加乡试，只有杨瑞莲一人留在馆中。午后，推门进来一位头戴青纱小帽的人，徐徐来到杨瑞莲面前。杨瑞莲不知此人是谁，寒暄几句之后便坐下继续缮写文章。这时，这个人便和杨瑞莲随便闲谈起来。这人打听到馆中其他人都去参加乡试后，便问杨瑞莲为何单单留下来不去参加。杨瑞莲回答说：“唯恐内庭有传写之事，所以留下来伺候。”这人又问了杨瑞莲的姓名、籍贯及何人引荐入馆等，杨瑞莲便一一详告。问了这些事后，这个人就对杨瑞莲说：“先生，能将你写的东西拿给我看一下吗？”杨瑞莲便拿出自己所写的东西送给这个人看，这个人看后颇为赞赏。正当此时，几位内侍闻声寻来，杨瑞莲才知此人原来就是乾隆皇帝。杨瑞莲急忙连连叩头谢罪，乾隆笑着颔首离去。第二天，他召见梁诗正说：“你的那位亲戚杨瑞莲非常坦诚，篆、隶也很好，不能参加乡试，十分可惜，可赏给举人。”梁诗正顿首拜谢。这样，乾隆帝一个诏令，杨瑞莲便也成了举人。后来，杨瑞莲为缮修《两清古鉴》做出了贡献，书成之后被提拔为湘潭令。以后，杨瑞莲便以其善书自恃，得罪了一名显宦，这位显宦便寻机弹劾他。乾隆闻奏，立即朱批：“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参不准。”便将原奏退了回去。可见，乾隆皇帝是多么爱惜人才！如果执政者没有爱才之心，那么人才怎么能够聚集其身边并尽心为其服务呢？
3.辨声听音以知其人
“声音”，在现代来讲，是一个词，一般不把它分作“声”和“音”来讲。也有“声”和“音”的区别，“声”与“音”各有所指，各有侧重点，还不能一概而论。《冰鉴》分两章来分别论述“声”与“音”的特点。
《冰鉴》认为，“声”与“音”的区别是：
人开口之时发出来的空气振动产生“声”，此时空气受振动的密度大、质量高，发音器官最紧张；闭口之后，余下来仍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的是“音”，此时空气振动密度已经减小，发音器官已松弛下来，是“声”传递的结果，为“声”之余韵，正如平常人们所说的“余音绕梁”。《冰鉴》用“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这句话来表述这个意思。
《灵山秘叶》中有这么几句话：
察其声气，而测其度；
视其声华，而别其质；
听其声势，而观其力；
考其声情，而推其征。
其中的“声气”，略同于声学中的音量，通过“声气”粗细，察看人的气度，“声势”相当于声学中的“音长”，“声势”壮者，其力必大；“声华”相当于声学中的音质音色，“声华”质美，则其人性善品高。“声情”相当于带感情的声音。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在语音中必然有所表现，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即心情状态。
《冰鉴》中说：“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前面谈到，人的喜怒哀乐，必在声音中表现出来，即使人为地极力掩饰和控制，但都会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喜如折竹”，竹子由于它自身的韧脆质地的特点，“折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