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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鉴第二篇 刚柔鉴 第四章 智慧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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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刚柔鉴 第四章 智慧启悟
无刚则不能自立,无柔则不能亲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只有刚柔相济,人才能无往而不胜。
1.卫青与霍去病谁更易成功
性格分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种,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哪一种类型更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呢?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他们均属同一个时代,且都是私生子。
卫青的母亲卫媪,本是平阳侯的妾,先生有女儿卫子夫和卫少儿,又暗地里与郑季私通生有卫青。少年时,卫青跟随父亲郑季,郑季叫他去放羊。因偶然机会,卫青去了一次甘泉宫,宫中一个钳工见了他,说他将来官能封侯。卫青笑着说:“能不天天挨打受气,我就很满足了,哪里敢去想封侯。”
卫青的大姐卫子夫因跟随平阳公主而深得汉武帝宠爱,陈皇后怒,派人捉住卫青,想杀他以泄私愤。卫青的好友公孙敖与几位壮士救出卫青。汉武帝知道后,认为卫青有奇才,召为侍中。后随大军出征匈奴,同时代的李广等名将击匈奴有成有失,独卫青有功无过,大家由此佩服汉武帝的识人之能。
卫青官至大将军,为人谦恭有礼,以仁治军,平和柔韧,不张声势,爱恤士卒,不擅权功,士卒都乐于为其效命。右将军苏建兵败,只身逃回军中。部将均认为苏建弃军独回,当斩首以严军法。卫青说:“我与大家情同手足,虽苏建失军当斩,但我们都是臣子,等呈报天子,让天子裁决。”如此明理通达,卫青一直深受将士钦佩。
霍去病是卫青的另一个姐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而生,18岁随卫青出征匈奴。他与卫青的柔韧平和不一样,为人执言仗义,敢说敢做。汉武帝叫他学习《孙子兵法》,霍去病说:“打仗主要看方略如何,不必多学古人兵法。”汉武帝又为他修建了一座院落,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与当初卫青听人说他将来会封侯时的话语截然不同。霍去病行军打仗不大体恤士卒,士卒缺粮,他仍然意气风发地追击匈奴。这与卫青以仁治军也不相同。
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李广随卫青攻击匈奴误期自刭的事而怨恨卫青,伏在路边打伤卫青。卫青隐匿了此事。骠骑将军霍去病知道后,借李敢随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射杀李敢。汉武帝问起此事,霍去病说李敢是追猎时与鹿相撞而死的。
由此卫青与霍去病性格不一样,一个属内向型,一个属外向型。他们的做事风格也不一样,一个柔和谦恭,一个有气敢往,但都功名盖世,威震朝野。所不同的是,霍去病后生于卫青,而先于卫青去世。其中道理,读者自可去琢磨。
2.上等人才的特征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掌控天下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因此,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必备之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因素,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不然的话,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健威仪;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可见刚与柔并非特指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思想行为的表现,要很好地掌握刚柔之术,当先端正思想路线,不急议,不争势,不重党,不欲速,以柔守之,以刚正之,刚柔相济,则无往而不胜。
(1)孙休先柔后刚诛权臣
三国时期的吴国,在孙权去世后,就陷入了权臣相争的内部倾轧中。继孙峻诛诸葛恪之后,吴国朝政又为孙峻所把持。孙峻素无名望,且骄矜残暴,招致朝臣与百姓的极大怨愤,不断有人试图谋杀他,都被他发觉处死。他在擅权三年之后,于吴太平元年(256)九月病卒,临死将大权交给其从弟孙林。
孙林与孙峻同祖,受命之时只有24岁,又无战功,所以当时在外征讨魏国的吕据等大将很不服气,曾与诸葛恪辅政孙权的滕胤更不甘心受孙林节制。吴太平元年(256)九月和十月,吕据和滕胤先后举兵讨孙林,孙林派从兄孙虑迎击吕据和滕胤,后因吕、滕二人配合不好,被孙虑抓住机会,兵败,被夷三族。
铲除了朝中政治敌手,孙林遂无所顾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任大将军,封永宁侯,总揽政纲。孙虑曾为孙峻诛除诸葛恪出谋划策,孙峻对他礼遇备至;孙林征讨吕据、滕胤,他又挂任主帅。但孙林对他却很轻视无礼,于是孙林又受到了来自宗族内部的威胁。吴太平元年(256)十一月,孙虑联合将军王敦,密谋杀死孙林。事泄,孙林杀死王敦,孙虑被迫饮药而死。孙林又一次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吴国权奸肆虐时,曹魏政权内部也矛盾重重,李丰、夏侯玄、毋丘俭等人先后举兵反对司马师被族诛,大将诸葛诞自感危机,遂于吴太平二年(257)五月叛归吴国。魏国以20万大兵将诸葛诞围困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孙林急欲收降诸葛诞扩充势力,先后派出三批军队共11万人去为诸葛诞解围,均告失败,孙林怒而斩杀了大将朱异。这场战争劳民伤财,没有救出诸葛诞,孙林还自戮名将,引起了吴国上下一片怨声。
孙林自知招怨甚大,遂称疾不上朝,并让弟弟孙据掌管宿卫,另外三个弟弟孙恩、孙干、孙阎分掌诸营之兵,拥兵自固。他这样总揽兵权,不仅是为了防备诸臣叛伐,而且要防备吴主孙亮对他动杀机。
孙亮这时已年满16岁,于诸葛诞叛魏前即已亲政。他对孙林擅权的不满日益显露出来,对孙林所奏表章,常常不客气地质问不休;他还精选15~18岁的士卒子弟3000人,令大将子弟为将帅,在皇家林苑中终日操练。当孙林救诸葛诞未成,大失民心之时,孙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共谋诛除孙林。
孙亮之妃是孙林的外甥女,她听到孙亮等人的密谋,就派人告诉孙林。孙林先发制人,于吴太平三年(258)九月,派兵夜袭全尚之宅,将他拘捕;又遣弟孙恩杀死刘承。孙林亲率士卒将孙亮的宫殿团团围住,孙亮闻讯,执弓上马,对宫内大臣们说:“我是大皇帝(孙权)的嗣子,即位已经五年了,谁敢不跟从我去拼杀!”众人上前劝他不要去送死。不多时,孙林就冲了进来。他宣布废孙亮之帝位,降之为会稽王。尔后,孙亮被送往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县),全尚被杀于流放的途中。
孙林在废黜孙亮后,很想自己即位称帝,左思右想,唯恐诸臣不服,只得派人将孙权的第六子孙休从会稽接来,拥之为帝。孙休知孙林势力强大,为稳住他,不惜对他及其宗族封官晋爵。不仅孙林本人被任为丞相、荆州牧,增加五县封邑,他的四个弟弟都分别被任为将军,封为县侯、亭侯。《三国志·孙林传》说:“林一门五侯,据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其实,孙休对孙林家族权势过盛早已心存不满,他也不愿做傀儡皇帝,只是不敢贸然行事,以免重蹈孙亮的覆辙。然而矛盾渐渐激化,就迫使孙休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了。一次孙林向孙休进献牛和酒,孙休拒绝了,孙林大为恼怒,乘酒酣之时,故意对孙休的近臣张布说:“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这是对孙休的公然威胁恫吓。孙休听了张布的汇报,一面对孙林屡加赏赐,以稳住其心;一面将孙恩加侍中之职,与孙林分掌其原来独揽的职权。当时有人告孙林欲谋反,孙休不加审讯,就将其交给孙林处理,弄得孙林很尴尬。
孙林感到孙休不像孙亮那么好对付,就想到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吴太平三年(258)中历十一月,孙林正式提出到武昌屯兵,孙休满口答应。他又请求将他以前统领的中营精兵万余人带往武昌,并要求取走武库中的兵器,孙休也一一应允。
当时,朝中大臣看到孙休对孙林如此不加防备,暗暗为之担忧。事实上,在麻痹孙林的同时,孙休已与近臣张布、左将军丁奉密议诛除孙林之策。当年十二月戊辰日(259年1月18日),朝中按例举行腊会,孙林似已感到将起变故,称病不赴会。孙休连续派了十几个人去请他,孙林不愧为诡计多端之人,他整装准备赴会,又暗嘱家人说:“速将应付事变的兵卒集合好,待我一入宫,你们就在府中放火,我可以借口回府灭火,尽快离开皇宫。”
果然,孙林入宫不久,就传来其府内起火的消息。孙林请求回府。孙休说:“外面兵卒那么多,何劳丞相亲自操劳此事?”孙林还是要强行离去,丁奉和张布忙向左右亲信使眼色,大家一齐上前,将孙林牢牢地捆绑起来。孙林失去往日的威风,跪地叩头说:“我愿流放到交州!”孙休说:“你怎么当初不将吕据、滕胤流放到交州呢?”孙林又说:“我愿没入官家为奴!”孙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以吕据、滕胤为奴呢?”孙休是在指责他逼死吕据、族灭滕胤,孙林对此无以辩白,只好引首就戮。
此后,孙休令将孙林夷灭三族。其弟孙阎闻讯欲乘船逃奔曹魏,途中被追杀。其从兄孙峻虽早已死去,也被掘出棺材,将其所佩印绶取走,豪华的棺材被砍得七零八落,才重新埋葬。
孙峻和孙林这一对专权欺主的兄弟,最后落了个夷族灭门的下场。
(2)唐伯虎诈疯远祸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唐寅,字伯虎,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徵明齐名,称“吴中四才子”。关于他一生的风流韵事多有传说,但这位江南才子,不仅能书善画,最难得的是他能够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运用计谋保全自己。
明太祖分封诸王时,第十七子宁王封在大宁。当时太祖诸子之中,以燕王最为善谋,而以宁王最为善战。燕王靖难起兵之时,用计将宁王迁到北平,把大宁给了朵颜三卫;后来又迁宁王到江西。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朱宸濠嗣宁王位。武宗时,宁王见皇帝整日沉于游乐,不理朝政,就认为有机可乘,想要图谋不轨,他通过向宦官刘瑾行贿,恢复了原来已被夺去的护卫职务。但是刘瑾倒台以后,职务又被取消。于是他又勾结皇帝身边的亲信钱宁,终于又恢复了护卫职务。当时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人胡说他有奇异的相貌,当为天子,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宁王本是个有野心的人,这就更使他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他特地在城东南建立了一座阳春书院,并且用重金到处招聘人才,打算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起兵夺取皇位做准备。
这时,宁王久闻唐伯虎的才名,特地派人带了重金去苏州礼聘他。唐寅以为这位宁王是爱才之人,是礼谦下士的贤王,所以就欣然前往了。到了南昌以后,宁王以别馆居之,待为上宾。但是唐寅在南昌住了半年以后,渐渐感到气氛不对。宁王经常强夺民间田宅子女,豢养一群强盗,在江湖上打家劫舍,当地地方官员无人敢管,任他胡作非为。唐寅眼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法之事。所以料定他日后必会阴谋反叛。于是他感到宁王府是个火坑,必须想办法脱身。但怎么能够脱身呢?
唐伯虎采用了一个锦囊妙计——佯装癫狂。从此,他饮食起居一反常态。宁王朱宸濠派人给他送东西,他假装发狂,借着酒醉,当面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使人无法接近。并且无端哭闹,捡吃脏物。又装着色情狂的样子,见到妇女就追。宁王得知后,说:“谁说唐寅是个贤才子?他不过是个癫狂之人而已。”就把他撵出了王府。这样,唐寅平平安安地回他的老家苏州去了。
后来,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果然发动叛乱。他以庆贺生日为名,设宴诱骗地方官员进府,随后将不服从他反叛的官员全部杀掉,并亲率舟师前去攻打安庆。当时明朝巡抚都御史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急忙派兵会剿。王守仁先将他的老巢南昌攻下,不久捉住了朱宸濠,平定了叛乱。
宁王事发后,那些他礼聘为上宾的所谓名士们,都被列为逆党,无一幸免。只有唐寅,因为早有察觉,及早地佯狂脱了身,所以没有受到株连。他在苏州桃花坞筑室而居,终老于故乡。
唐寅用计,平安脱身,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名声,显示了他既有远见又有计谋。而愚蠢的宁王还真以为他只不过是个癫狂的书生。唐寅运用此计将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实现了。这正是他运用此计的妙处。
唐寅是一位极为聪慧而有才能的人,他的一生,表面上狂放洒脱,放荡不羁,不受礼俗的羁绊,实际上政治上的不得志与怀才不遇的苦闷一直郁积在他的心底。年轻的时候,他和同乡不拘小节的书生张灵纵酒放荡,不事科举。经祝允明劝说,考中了乡试第一,即解元。后因科场案牵连下狱,从此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在宁王重礼聘请下,他初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抱恨终生的日子可以结束,能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了。但他毕竟是个精明过人的人。在南昌目睹了宁王的所作所为之后,很快判断出宁王将有异志。而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决不愿再卷入一场叛乱之中。于是他只得以计脱身,保全自己。当他佯装疯狂之时,必定要做出常人所不能做出的举动来,这样才能使宁王府上下都相信他是真的疯癫,而不会对他起疑心。他知道如果当时他要辞职回乡的话,宁王绝不会答应,而且弄不好反会使宁王对自己生起疑心,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采用计谋,以计脱身,这在当时不仅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且在宁王叛乱被平息下去以后,也保全了自己不被株连。
(3)智陈平以退为进
刘邦晚年,西汉中央政权内部潜伏着一股暗流,外戚吕氏倚靠皇后吕雉,力图取代开国老臣,控制军政大权。泼辣又精明的吕后内靠颇有心计的宠臣审食其参与谋划,赞襄政务;外则与骁将樊哙等人结成裙带关系,又把吕氏兄弟子侄安插到各个要害部位。在此情况下,有心人首先要考虑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生存下来,然后才能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挽时局。
内忧未除,外患又起。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燕王卢绾谋反。二月,刘邦命樊哙率兵前去平叛。出师不久,有人就在刘邦面前谈论樊哙过恶。刘邦闻言大怒,说道:“樊哙见我病重,想来是盼我速死!”他决意临阵换将,可又担心樊哙手操军权,或生不测。最后,刘邦还是采用陈平的计策:以陈平的名义前往樊哙军中传诏,车中暗载大将周勃,待驰至军中,宣旨立斩樊哙,使周勃夺印代将。
陈平、周勃遵命而发,途中边行边细心合计。自然是陈平智高一筹,他对周勃建议说:“樊哙是皇帝故交,功多劳重,况且又是吕后之妹吕媭的丈夫,可谓既亲且贵。帝因一时愤怒,便要杀他;一旦气消,或许后悔。兼之吕后、吕媭从旁挑拨,难免归罪于你我二人。你我不如拿住樊哙,绑赴朝廷,或杀或免,听凭皇上自己处置。”周勃忠厚老成,依议将到樊哙军前,陈平命人筑起一台,作为传旨的所在,另外派人持节去召樊哙。樊哙仅知文官陈平前来,只当是传达寻常敕令,并无多虑,立即独自赶来接诏。不料,台后蓦然转出武将周勃,当即将樊哙拿下,钉入囚车。周勃立即赶到中军大帐,宣旨代将,另由陈平押解囚车,返回京师长安。
陈平行至中途,突然获悉刘邦病故。他料定朝中必由吕后主持政事,使局势变得更加险恶。唯一可恃的是,幸亏先前未斩樊哙,还可向吕氏曲意交代。即使如此,他也怕夜长梦多,务必在朝中忙于治丧的时候,将自己洗脱干净,否则,恐遭吕氏暗算。想到这里,他让囚车照常行驶,自己则抢先策马驰往长安。
还未到长安,就遇见使者传诏,命他与灌婴一同屯戍荥阳。陈平想到前事未及说明,再远离朝堂,怎不忧谗畏讥!于是,他心生一计,立刻跌跌撞撞地跑入宫中,跪倒在汉高祖灵前,放声悲号,且哭且诉,大意是说:先帝命我就地斩决樊哙,我未敢轻处大臣,现已将樊哙解押回京。这分明是说给活人,向吕后表功。吕后、吕媭得知樊哙未死,立即放下心来。又见陈平涕泪横流,忠君情义溢于言表,顿生哀怜之心。吕后说:“卿且节哀,外出就职罢了!”陈平自度一介文臣,身处外地,能有多大作为?他便再三请求留在京师,宿卫宫廷。吕后推辞不过,便任命他为郎中令,并负责教诲、辅佐新即位的汉惠帝。
不久,樊哙解至长安,立即赦免,官爵如旧。
陈平因在惠帝左右,当然消息灵通。他又时常接近吕太后,留心察看朝中动向,着意防范政敌构陷。因此,吕媭屡屡进谗加害陈平,都不能如愿。陈平在两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中存身下来,并潜心构制日后的行动计划。
当初,汉高祖刘邦病危时,吕后曾问道:“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任?”刘邦答道:“曹参可。”吕后又问其次,刘邦答道:“王陵可。然(王)陵少戆(憨厚而刚直),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吕后按照高祖遗嘱,萧何死后,即以曹参代相。
汉惠帝五年(前190)八月,曹相国又死。吕后细思高祖遗嘱,无非是说陈平鬼点子过多,难以全信,不能独托相国大任,务需一个忠厚老臣从旁节制。以她的政治经验和聪明才智,自会领略汉高祖的深意,遂于汉惠帝六年(前189)十月,拜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以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以绛侯周勃为太尉。汉代以右为尊,陈平便是屈居副丞相位置。
王陵、陈平并相的第二年,汉惠帝死,吕太后临朝听政。
高(吕)后元年(前187)冬,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便先去征询王陵意见。王陵好直言,回答说:“高帝刑(斩杀)白马歃血立盟,宣誓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现今立诸吕为王,即是违约。”吕太后不悦。随后再问陈平、周勃,二人皆说:“昔日高帝定天下,即以刘氏子弟为王;现今太后称制,欲以吕氏兄弟子侄为王,无所不可。”太后大喜。
罢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当初与高帝歃血立盟,诸君岂不在场?现今高帝驾崩,太后欲封吕氏为王,诸君却阿谀逢迎,背盟违约,日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坦然对答:“今日面折廷书,我不如君;日后保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却不如我。”王陵满怀气愤,恨恨无言。
这年十一月,吕太后恼恨王陵忤旨,夺回他的相权,改任为皇帝太傅。王陵肚里没有撑船的海量,也就难以咽下这口恶气,索性谢病辞任,闭门不出。其后十年(一说七年)而死,确于朝政无大建树。
自从王陵免相,吕太后升陈平为右丞相。吕媭因计前嫌,几次谗毁陈平,说他:“为丞相不理事,日饮醇酒,玩弄妇人。”这些小错,吕后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陈平有意为之,故意让人知道他心无大志只图享乐,这就更对吕后构不成威胁了。陈平听后,暗自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
说来话长,自从汉高祖刘邦死后,陈平眼见主弱臣强,又兼吕后机诈阴狠,生性多疑。他自思才兼文武、志向远大之人必添震主之威,反会招致疑忌,或许酿成杀身之祸。因此,他便故意装得胸无大志。在家时,常常伴着美酒和妇女,似醉非醉;在朝廷上,事事随声附和,若即若离。现今听到吕媭进谗,更加放荡自流。
吕太后看到陈平的作为,果然心中窃窃自喜。一次,她竟当着吕媭、陈平的面,公然套起交情来,对陈平卖弄道:“俗语说:‘妇人、小儿的口舌,万万不可听信。’想您与我是何等关系,再不要畏惧吕媭的谗言。”陈平将计就计,从此与吕氏彼此相安。太后封诸吕为侯、为王,陈平无不听命。他只是千方百计把住丞相要位,留待日后举大事时,也好居中调度。
高后七年(前181),诸吕权势日炽。陈平忧虑局面长此以往,终致力不能制,必将祸及国家,害及己身。他时常燕居深念,以致不能自已。
一日,他独坐静思,竟毫未察觉陆贾走近身边。陆贾自行就座,然后打趣说:“丞相的思念何其深远!”陈平骤然一惊,见是陆贾,忙问:“先生猜猜我正做何想?”陆贾微微一笑,说道:“足下富贵已极,想来再无贪欲;既然还有忧念,不过是顾忌诸吕。”陈平一听道破胸臆,深感知音难得,连忙请教:“先生所言不差,但不知如何应付?”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协调,则士民依附。如此,天下虽有变,极不能分。君何不交欢于太尉?”这话正与陈平心意相投。于是,二人促膝交颈,密商起来。
事后,陈平用陆贾之计,花500两金为太尉周勃祝寿。太尉也是有心之人,自然依例报答。两人借故你来我往,过从甚密,无形中,使吕氏的阴谋受到阻抑。
高后八年(前180)七月,汉廷中的铁腕人物吕太后病死。中央政权的重心立即倾移,平衡失控,外戚吕氏同刘氏宗室以及政府官僚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各方剑拔弩张,一场厮杀迫在眉睫。这场斗争,就其实质而论,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但是,通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外戚、宦官一般代表剥削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两者是封建专制制度滋养起来的一对毒瘤。相对而言,官僚地主则比他们清廉,且有政治远见。在这次斗争中,政府官僚同刘氏宗室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外戚诸吕。
当年八月,斗争到了最紧要关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详审时势,全面权衡朝中人物,酌定了一条计策。当时,曲周侯郦商抱病在家。其子郦寄与赵王吕禄交谊甚厚。据此,陈平、周勃速派心腹劫持郦商,要挟郦寄游说权臣吕禄,劝他将兵权交予太尉周勃,回到自己的封国就任。吕禄身为上将军,受吕太后委任主持北军,驻防未央宫(皇宫),掌握中央的基本军事力量。但此人无勇无谋。他见刘氏诸王和灌婴等将欲发兵讨伐诸吕,便轻信郦寄,自解上将军印,把北军交予周勃。
九月,周勃入主北军。此时,军心倾向刘氏。周勃当即行令军中:“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如此一呼,军中皆左袒,愿为刘氏效命。这样,一将一相顺利地把持了北军,控制住封建政府的中枢——未央宫,为击败吕氏打开了最关键的一环。
中央军的另一支骨干力量是南军,受相国吕产节制。吕产不知北军变故,欲入未央宫,约会吕禄共同发难,捕杀刘氏宗室和朝臣。陈平侦知吕产阴谋,速召刘氏宗室中反对诸吕最坚定又最勇武的朱虚侯刘章,命他佐助周勃,监守北军军门;还转告卫尉(未央宫门侍卫长),设法阻止吕产入宫。刘章见吕产在宫门外徘徊,乘机袭杀了他。随后,他们分头捕斩吕禄、吕通等人,将吕氏一族诛杀殆尽。
同年后九月,群臣拥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刘、吕之争,以吕氏势力的彻底崩溃而告终。从此,西汉转入大治时期。
(4)屈伸有时
从本专题所引用大量史例中,可以看出,以屈求伸,矛盾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时机来到,不具备一定的条件,矛盾也不会转化,所以,屈伸之术乃根植于物极必反这一哲理。它的含义不断扩大,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乃至为人处世之中。
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当形势对我不利时,我应该实行战略退却,保全自己,以屈求伸,等待时机,再次战斗。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作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求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嬉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就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楫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到危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射会自己决脐,以及冉的示创行为,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古时候,李耳比胡,禹人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其中道理的人说:“圣贤之智,也有其用尽的时候。”知其缘由的人却说:“圣贤之术,从来也没贫乏的时候。”温和但不顺从,叫做委蛇;隐藏而不显露,叫做缪数;心有诡计但不冒失,叫做权奇。不会温和,干事总会遇到阻碍,不可能顺当;不会隐蔽,便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四面受敌,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会用诡计,就难免碰上厄运。所以说,术,使人神灵;智,则使人理智克制。
冯梦龙的屈伸之术说,通俗易懂,古今结合,事理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纵观历史,很多历史人物,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必要的时候,大多使用屈伸之术,以保存自己,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或另立山头。历史同时也说明,善于使用屈伸之术,该屈则屈,该伸则伸,较好地掌握并运用屈伸辩证法,是许多历史人物成功的重要途径。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用语言或行动,掩饰自己,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这种人,善于伪装,随机应变,以逃避敌人的耳目。三国时,刘备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授于安喜尉。不久,便投靠了公孙瓒,代领豫、徐两州牧。用兵失败后,他投奔于曹操,想借曹操的势力来保存自己,以图自己的宏志。他虽归附曹操,但心思却是另外一番,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归附曹操的,而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他又怕曹操识破自己的心思,便采取了示弱法,终日种菜,忙于田圃之间。不问国家大事,以此向曹操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只是平庸之辈,从而想避开曹操的注意力,让自己更好地存在与发展。
刘备虽然不止一次地寄人篱下,但他绝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大志之人。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曹操才收留了刘备。即使刘备整日种菜,装着不闻不问政治与军事,曹操也没看轻他。请他一起进餐共饮,正是这种看法的表现。应该说,曹操的看法是对的。但刘备却在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他胸有大志,但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过早地暴露或是被人察觉,政治抱负很可能就会成为泡影。因此,隐藏自己,不暴露自己的志向,是刘备的主要计策,他归附曹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暂时的立脚点。曹操请他一起进餐同饮,他便自然地想到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求更好地立足和发展。
一天,曹操请刘备喝酒,曹操酒兴正浓,举杯痛饮,同刘备纵谈天下哪些人是英雄,刘备故意列举了一些平庸之辈,以掩饰自己,曹操指着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耳。”刘备一听说他是英雄,惊恐万分,连吃饭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此时恰好雷声大作,众人都抬头看天。曹操见刘备的脸上变色,筷子落地,忙问何故。刘备灵机一动,说自己胆小。“闻雷迅速应变”,巧妙地掩饰自己,瞒过曹操。《三国演义》中有诗以赞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历史上不少人物在其斗争失利时,为了保全自己,总是装死躺下,忍痛牺牲,克制自己,不露声色,以此麻痹敌人,乘机溜走,如刘秀对刘玄即是此种屈伸之典型。新莽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招兵买马。后来加入了绿林军。其同族人刘玄,初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也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称帝,年号更始。新莽王朝灭亡后,他迁都长安,很快便背叛起义,掉转矛头杀戮农民军将领。刘秀之兄长刘演,便被刘玄所杀。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账,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有自己的考虑。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账,反而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朝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低声相应,根本就不主动提兄长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难道他对刘玄加害其兄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兄长本是有功之臣,因争权被杀,他的内心当然是愤愤不平,他为兄长难过,虽然白天表面上淡如平常,但夜晚枕席之上却常流着眼泪。他一定要完成兄长未完成的事业。可是,眼下他毕竟是刘玄的下属。如果他不能克制,质问刘玄,很可能就被杀害,与其兄一样下场。那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呢?为兄报仇的目的又怎能实现呢?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13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玄很清楚这一点。此时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信任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
刘玄见刘秀如此宽宏大量,良知发现,深感惭愧,便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公元23年,刘秀到河北一带活动,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赢得民心。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强大。刘秀觉得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机已到,便与刘玄决裂。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打败刘玄,取得天下。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至公元37年,统一全国。在位32年间,他先后9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并多次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并减四百余县,精减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对稳定和繁荣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利用别人的怜心。所谓取怜,即取得敌人怜悯之心,使其不加害于己。这当然是一种假投降的计策。其目的在于,抓住敌人“仁慈”之心,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下气奴隶相十足。委曲求全,以此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全自己,以图大业。
春秋时,越王勾践即位后不久(前496—前1465年在位),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入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亡国之痛。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求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也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有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刎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以屈求伸。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代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是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弁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以使朝廷放松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竿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匡、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乃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欺骗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敦使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借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遗弃。加内容
(5)自毁自辱装疯诈呆
假痴不癫的运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装疯卖傻的假象来隐藏自己的才能,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商朝时的箕子就是一例。
商纣王是商朝末代之君主,他暴虐成性,荒淫无度,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贵族幸臣们酗酒玩乐,过着“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腐朽生活。他经常出去打猎游玩,使耕地荒芜,民不聊生。晚年纣王更是变本加厉,重刑厚敛,淫虐无度,拒谏饰非;打击宗室重臣,残害忠良,以致国势危怠,民心动乱。他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微子为了避免灾祸,就愤而出走。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身为太师,见到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的另一个叔父,少师比干,认为做了大臣,不能不冒死劝谏。于是他苦苦规劝纣王,一连谏了3天不离开,纣王恼羞成怒,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心剜出来看,说:“比干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他的心是不是有七窍。”箕子十分恐惧,怕残暴的纣王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就假装疯傻,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一点儿太师的尊严也没有了,完全像个癫狂之人。纣王见他如此,就把他关在囚牢里。
周原是商朝的一个侯国,周文王在位时,就打算灭商,做了许多准备。周武王即位以后,招纳贤才,励精图治,使国家很快兴盛起来。这时,他见商纣王倒行逆施,大臣和诸侯大都叛离了他,感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与谋臣吕尚商议,很快率领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800诸侯,大举讨伐商纣王。
纣王发兵在牧野抵抗。但士兵们由于恨透了纣王,所以倒戈反攻。商纣王众叛亲离,见大势已去,逃回国都朝歌,登上鹿台,穿上宝衣,自焚而死。商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周武王这时从囚牢中放出了箕子。
箕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运用假痴不癫之计的政治家。他身为太师,但是却无法劝说纣王施行善政。面对纣王的残暴行为,他由恐惧到生计保全自己,是通过装疯来使自己幸免于难的。在纣王即位不久的时候,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看见后,就说:“用象牙的筷子,那么一定不会再用泥土的器具,而是要用犀玉之杯了。用象牙筷子和犀玉之杯,也一定不会吃什么粗茶淡饭,穿什么粗布短衣,而住在茅屋之下了。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以此为标准,大肆追求,天下不足以供给。远方珍奇的贡品,车马宫室的制作营造,都没有止境。从此开始,我恐怕他要走上绝路了。”
果然不出箕子所预料,纣王很快就兴筑鹿台,建造琼室玉门,以狗马珍奇充斥其中,而百姓们不胜其苦,民心离散。
纣王还常常做长夜之饮,喝得昏天黑地,酩酊大醉,连年月日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当天是几月几日,就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回答说:“不知道”。纣王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喝醉了,也搞不清今天是什么日子。”使者走后,他的弟子们问箕子:“先生明明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说不知道呢?”箕子说:“作为天下之主,而使一国失去了时间和日月的概念,天下已到了危急的时候了。但是一国的人都说不知道的事情,唯独我一个人说知道,那我岂不是危在旦夕了吗?所以我假借酒醉,也推说不知道。”从这件事可见箕子提防纣王对自己起疑心,已是处处在明哲保身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箕子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很早就敏感地从小事看出了纣王必将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没有回天之力,又见比干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所以为了保全自己,想出了假痴不癫之奇计,经过巧妙伪装,以假象来迷惑纣王,目的就是实现死里逃生。纣王虽然把箕子囚禁起来,但是终于没有杀掉他。这就是他施展示假隐真之计的成功之处。
不仅是一般臣子,就是皇家子弟贵为王者,也不能不为了保全自己,使用这种方法。东汉北海王刘睦,好读书,礼贤下士,平素得到光武帝和汉明帝的喜爱。当时,西域与东汉王朝议好,鄯善王送自己的儿子到洛阳作为人质。按照规定,北海王派使者到京师去祝贺。使者临行前,刘睦问他:“如果皇上问起我来,你怎么说呢?”使者说:“大王忠心孝顺,仁慈善良,敬重贤人,我怎么能不如实汇报呢?”刘睦闻听此言,马上说道:“你如果真的这样说了,那我可就危险了。这都是我年少时候的事。你要是为我打算,就只能说我自从继承王位以后,意志衰退,喜声色游乐。如其这样,我才能免遭祸患。”使者连声称是。皇家子弟为王的,如果有好名声,威望越高,越会使皇帝放心不下,因为他有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帝位。因此,刘睦为了使皇帝放心,才以计示假隐真,这是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
唐朝郭子仪功业显赫,但他家的大门常常洞开着,任人出入,也不过问。郭家子弟认为不论贵贱都可进入闺内,将会开启狎侮之心。然而郭子仪却说:“这其中的道理你们怎么晓得。我的500匹马全靠国家供给草料,食官俸的有1000人,前进没有去处,后退又无根基。如果高墙深院,重门闭锁,内外不通,如果有以诬蔑为事的人,给加上不臣的罪名,满门抄斩,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现在尽情敞开大门,即使有人想进谗言,也没有机会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原来,郭子仪是在远避祸患,真正高明的还是郭子仪。
(6)徐阶柔倒严相
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罪大恶极,当朝官员纷纷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但因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所以一时不但无法制止他们的恶行,反而使正派势力受到多次的打击。如杨继盛、沈炼等人,都被迫害致死。
徐阶就在严嵩炙手可热的时候,进入了内阁,他“肩随嵩者且十年”,从不敢与严嵩平起平坐,只是追随在他的后边谨慎从事。同时他在嘉靖皇帝斋醮所用的青瓷上格外加意制作,以此亲近皇帝,讨其欢心。一方面防备严嵩对自己下手,另一方面伺机“倒严”。
嘉靖四十年(1561),明世宗所居住的永寿宫发生了火灾,只得徙居别殿。徐阶劝帝重修永寿宫,第二年改名万寿宫。相比之下,皇帝对劝他居住南城(即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回宫居住之地)的严嵩,已有几分不悦。而这时徐阶又指使道士蓝道行借着扶乩来昭示严嵩的奸罪。嘉靖皇帝素来迷信方术,宠幸道士,听了道士所言,不免心动。徐阶见此情况,认为时机趋于成熟,他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之事。等到邹应龙的奏疏呈给皇上之后,徐阶却特地到严嵩府中去拜谒严嵩,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严嵩听了以后,很是高兴,顿首拜谢徐阶,并且让严世蕃把全家妻儿老小都带到徐阶面前,托付给他。徐阶回家,他的儿子就暗示他说:“您平时被严嵩父子侮辱到极点,现在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到了。”徐阶假意斥责他说:“我不是因为严家就不会有今天,亏负良心与他作对,别人会怎么看我?”严嵩派亲信之人侦探徐阶的心意,见他说的话和以前是一样的,很是放心。此时皇上把严嵩罢免回乡,严嵩去后,徐阶仍是“书问不绝”。
回到家乡江西宜春的严嵩,并没有吸取教训,稍有收敛,而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充军到广东,却也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就悄悄逃回了原籍。在家乡,父子二人继续为恶不悛。袁川府推官郭谏臣因公事到严府去,严府恶仆正监督千余名工匠在修建。他们不但戏弄郭谏臣,而且还用瓦块投掷他。郭谏臣一怒之下,就上疏给巡江御史林润,揭发严府强暴侵占的罪行,告发他们聚众谋反。林润马上驰疏奏报朝廷。皇上立即命将严世蕃等逮至京师。
到了这个时候,严世蕃还对前途毫不在乎,他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聚集其党私下谋划,自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是那不是皇上所深恶的方面,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删除。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这样既可激怒皇上,又可得到赦免。谋划好了以后,他又让他的党徒到处去宣扬。于是主持审理案件的刑部尚书黄光异、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听信了传言,草拟了这一内容的疏稿,准备进呈给皇帝。他们先将此疏稿带给徐阶过目。徐阶对一切都已心中有数,但是故作不知,问三人:“疏稿在哪里?”三人马上呈给徐阶看。徐阶看后,将他们带到内室,屏去左右,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严公子是该死,还是该活呢?这个案子是想判他死罪呢,还是想判他生还呢?”三人说:“写上杨、沈之案正是要判他的死罪。”而这时的徐阶却言:“别自有说。”于是解释说如果这样写,他们正是中了严世蕃之计。三人这才猛然醒悟。可是对于奏疏究竟如何写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仍没有主意。他们一再请徐阶出主意修改。这时只见胸有成竹的徐阶马上自袖中取出了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说:“拟议久矣。”三人一见,喜出望外。于是一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奏疏,就这样在徐府产生了,疏中历数了严世蕃的种种滔天大罪,特别突出了他的“潜谋叛逆”。揣摩透了皇上心理的徐阶知道,仅此一点,就足以治严世蕃以死罪。果然不出他所料,上疏以后,皇上震怒,令三法司核实后奏闻。徐阶急忙带着圣旨出宫来,三法司官员齐集在宫门外候旨。徐阶只简略地问了他们几句话,就回家去草拟奏疏。在奏疏中他极力上言事已属实。就这样,严世蕃终于罪有应得地被斩首,严嵩被黜为民,严府被抄,人心大快。后来严嵩老病而死。
徐阶在这一场“倒严”的政治斗争中,始终扮演着主角。徐阶性颖敏,善权术,他入阁以后,因为曾是严嵩的政敌夏言生前推荐的人,严嵩始终对他抱有敌意。所以徐阶的处境并不平顺。但他善于韬光养晦,表面上故意恭谨地对待严嵩,实际上内心深埋仇恨。但他的表面文章做得很好。这样,一来可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二来也可以不露声色地伺机“倒严”。因为他知道,当时皇帝对严嵩是非常宠信的,在严嵩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之时,他无论如何是无法搞倒他的。所以要先保全自己,等待时机。徐阶正是先稳住严嵩,以后随机应变,渐渐使皇上疏远他的。为了向严嵩表示好感,他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并且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严世蕃之子,以此打消严嵩对自己的猜疑。而他的计谋是很见成效的。在他自己日渐被皇帝所宠信的时候,严氏父子也因为许以姻亲之故而“坦然不复疑”。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冲、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严嵩。张冲和吴时来都是徐阶的门生,而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严嵩很容易地怀疑到他们上疏是徐阶所主使的,所以把他们下狱严刑拷问,想让他们说出背后是徐阶在指使,但三人最终也没有这样说。此后,徐阶对严嵩就更加小心谦恭,以称病、与世无争的假象来迷惑他。而对皇帝所喜爱的东西加倍用心制作,希图以此进一步讨得皇帝的欢心。到后来因为皇上建宫之事,徐阶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而严嵩却因此事开始失宠。然而此时刚刚得到皇上宠信的徐阶仍谨慎小心,以防有变。他看出皇上虽然开始转移了对严嵩的宠信,但毕竟对严嵩还有旧情,他还需要静不露机才行。所以他一方面荐蓝道行入宫,以伪装的“神仙”降临来告诫皇帝驱逐严嵩父子,支持邹应龙上疏弹劾,而另一方面,他又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到严府表演了一出好戏,百般安慰严氏父子。当他回到家中,他与其子的一段对话,更是别出心裁。可见徐阶善于韬光之术,非同一般。他是怕皇上当时对严嵩尚有留恋之意,故而表面上密而不露。而事实上,世宗皇帝在严嵩罢相后,确曾流露过反悔之意,因为毕竟严嵩是他亲信了二十多年的宠臣。他曾下令“敢有再言者,同邹应龙一起俱斩”。意思表达得很含蓄,而徐阶却对皇上矛盾的心态多有领悟。他抓住严嵩罢相、自己升为内阁首辅的机会,清除朝廷中的严党分子,一反严嵩的所作所为,收买人心,在直庐的墙壁上亲笔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以此得到了名相之誉。
徐阶在严嵩罢相还乡以后,仍旧与他有书信往还,不时问候。这样一来,使得老谋深算的严嵩也信以为真,而阴险狡诈的严世蕃竟也被他骗过,认为“徐老不会害我”,而更肆意妄为起来。这也是徐阶韬光养晦之术的一部分,他在等待着最后的机会到来,好置严氏父子于死地。当这个机会终于来了的时候,他清醒地看到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是让三法司官员中计,误入歧途,以此脱身。徐阶为了“倒严”已经韬晦了许多年,这时的他才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用他亲手拟定的奏疏置严世蕃于死地。他知道杨继盛和沈炼之狱都是严嵩一手造成的冤狱,但是他更知道两案最后都是由世宗皇帝亲自裁决的,而皇上是不能让人指出自己的错误的。如果中了严世蕃之计,按那样上疏,势必触怒皇上,放走严世蕃,而告严氏聚众打算谋反,严世蕃就无生还之路了。
徐阶不愧是官场之争的老手,他的韬晦功夫非常到家。难怪严世蕃在狱中说:“先取徐阶首,当无今日。”徐阶终于使恶贯满盈的严氏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徐阶在嘉靖三十一年入内阁,参与机务,到四十一年推倒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四十四年杀严世蕃,查抄严府,此间一直运用韬晦之术,虚与委蛇,而暗藏杀机,以假的行为蒙骗过严嵩父子,而将自己“倒严”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他知道如若自己不这样做,而与严嵩正面相对,就会像杨继盛、沈炼那样被严家迫害致死。因此他不得不以假隐真,知而伪为不知,绝不贸然行事,静待时机而发。通过筹谋妙算,他终于迷惑、麻痹了敌人,瞒过了老谋深算的严嵩父子。其柔功修炼到家了!
3.善用偏才成大事
(1)鲍子不计小节荐管仲
管仲是春秋前期最著名的大政治家,为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使齐国称霸于诸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齐桓公尊为“仲父”。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交往,因此,鲍叔牙非常了解管仲,并知道管仲有奇才。尽管管仲家里很穷,常欺骗鲍叔牙,但是鲍叔牙始终待他很好,从不说管仲的坏话。
但是,管仲也有自己的短处。他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做买卖,经常多分赢利;为鲍叔牙办事,多次没有办成,并且越办越糟;三次做官,三次丢官;三次参加作战,三次逃跑。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后,曾经发自肺腑地说道:“我在穷困时,曾经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取赢利时,自己总是拿得多一些,但是,鲍叔牙知道我家里非常贫困,所以不认为我贪心。我曾为鲍叔牙办过几件事,不但没有办成,反而弄得很糟糕,但是他不认为我愚蠢,他能体谅到办事情难免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罢免,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客观条件对我不利。我曾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我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我被囚禁,鲍叔牙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并不以这些小事为耻,而是耻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能发挥出来罢了。生我的是父母,而能了解我的却是他啊。”
鲍叔牙推荐管仲后,就退到了第二线。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牙能够识人荐贤。
就上述所列的管仲短处来说,如果不加分析地看待这些“历史问题”,那么就会得出管仲既无德又无才的结论。像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担任宰相之职,就连做芝麻小官的资格也没有。然而鲍叔牙却不这样认为,他没有就事论事,没有陷于片面性,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首先认识到管仲是一个经邦治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管仲的“三次逃跑”不认为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家中有老母的缘故;办事不成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多分财利则是家中贫困所致。因此,这些“短处”都不能掩盖管仲的贤德与才华。后来,管仲为齐国的强盛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证明了鲍叔牙的认识和荐举是十分正确的。鲍叔牙与管仲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但是鲍叔牙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能不给现今当政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2)卫侯起用苟变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互相争雄称霸,征战不息。卫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它西近魏国,北接赵国,东临齐国。因为比较弱小,所以经常受到周围大国的侵扰和攻击。
为了不受大国的欺侮,文武大臣纷纷举荐人才,以期使国家振兴强大起来。有一天,子思对卫侯说:“苟变是一个能攻善战的人才,他可以统率五百乘大军。”在战国时期,兵车一乘有甲士3人,步卒72人,五百乘计有兵力37500人。这在当时,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了。特别是像卫国这样的小国,这些军队几乎就是全国所有的军队。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希望他能够重用人才,加强保卫国家的力量。
对于苟变这个人,卫侯也有所了解,他对子思说:“我早就知道苟变有统率军队的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军。可是你不知道,他曾在做官的时候,从老百姓那里搜刮了两个鸡蛋吃了,所以我不起用他。”
子思听了卫侯的话,感到十分可笑。于是他委婉地对卫侯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临国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贤明君主,他们选用人才就好像木匠使用木材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几抱粗的杞木和梓材,是相当好的木料,中间可能有几尺已经腐坏,但是高明的木匠并不把整个木材扔掉,而是用其所长,弃其所短。选用人才也是这样。现在正是战乱之世,诸侯之间互相征伐,非常需要有才干的人。各国都在招贤纳士,然而,你竟因两个鸡蛋的问题把一个能率千军万马、能征善战的将军丢弃不用,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让邻国知道啊!
卫侯听了子思一席话,立即恍然大悟,笑着对子思说:“我明白了,愿意接受你的指教!”遂起用苟变为将军。
(3)齐景公拜穰苴为帅退敌兵
齐景公时,晋国联合燕国出兵攻打齐国。晋国袭击齐国东阿、甄城,燕国侵入河上,齐军失利,节节败退,形势十分危急。齐景公召集群臣商讨应付之策。晏婴献策说:“臣保举一人,名叫田穰苴,他虽然是田氏的小老婆所生,出身微贱,但他文能服众,武能震敌,希望大王不要计较他的出身,能够大胆地起用他。”
齐景公马上派人请来穰苴,与他谈论用兵之事。穰苴侃侃而谈,应答如流,提出了很多退敌之法。景公听了非常高兴,他认为穰苴虽然出身微贱,却是一个难得的帅才,于是便任命他为将军,让他统领大军保卫齐国,抵挡燕晋之军。
田穰苴受命之后便对齐景公说道:“臣素卑贱,臣擢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就是说,我平素地位低下,大王把我从下层提拔为大将,位列大夫之上,恐怕士兵们不服,百姓不信任,人微权轻,请大王派一位你最亲信、最尊敬、地位最显贵的近臣为监军,才能发兵。齐景公答应了穰苴的请求,于是便派庄贾去当监军。
庄贾当时任齐国司马,为齐景公的宠臣。庄贾任为监军后,穰苴与他商定第二天中午在军门相会。第二天,穰苴立下木杆以观日影,设滴漏以计时刻,等待庄贾。平时,庄贾自恃为齐景公的宠臣而非常骄横。认为到自己的军队中去任监军,不必着急;有的亲朋和部下又为他备酒设宴送行。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未来到军营,穰苴就放倒测日影的木杆,倒掉计时用的漏壶中的水,进入军中,召集军队,再次讲明纪律。到了傍晚,庄贾才到。穰苴问道:“为什么这时才到?”庄贾抱歉说:“我的亲戚和一些官员为我送行,所以耽误了时间。”穰苴说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接受命令就应当忘掉家庭,统率军队就应忘掉亲人,临阵对敌就应忘掉自身。现在敌人侵入我国的领土,人心浮动不安,士卒暴露在边境上,国君为此忧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老百姓性命难保,国家危在旦夕,你还有什么心思饮酒作乐!说完后便叫军正来问道:“军法规定,不按时到达者怎样处理?”军正回答说:“应当斩首。”庄贾见状非常害怕,立即派人飞马去向齐景公报告,请求解救。报信的人还没有回来,穰苴便已将庄贾斩首晓示三军,三军将士无不受到震动。
过了一段时间,齐景公派遣使者持着赦免庄贾的命令,骑马跑入军营,穰苴说道:“大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令。”回头问军正道:“对在军中跑马,军法上应该给予什么处置?”军正回答说:“应当斩首。”使者非常害怕。穰苴说道:“国君的使者不能杀。”于是斩其仆及车左的骖马,毁掉车左的木杠,以晓示三军。派使者回报,然后发兵抵抗燕、晋侵略军。燕、晋两国听说齐国以穰苴为帅,士气高涨,便撤兵而去。齐军追击,于是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胜利归来。
可见,选用合适的人才是取胜的关键。当初齐景公在危急关头,召集大臣共谋,要选拔一名退敌之将。晏婴根据任务要求,推荐了“文能服众,武能震敌”的田穰苴。但是田穰苴出身微贱,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短处”。然而,景公敢于打破门第之见,大胆起用穰苴,并委以重任。穰苴在接受齐景公的任命后,敢于执法如山。当齐景公骄纵的宠臣庄贾违犯军法时,他毫不留情,将其绳之以法,从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威。结果,不仅打退了燕、晋侵略军,而且还收回了失地,为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4)郑文公用烛之武
在《左传·鲁僖公三十年》中记载了郑文公在国家危亡的危急时刻,充分发挥烛之武能言善辩的特殊才能退秦军的史实。书中记载说: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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