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过人夜哭……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无题》
这个挣扎着，宣告自己无罪的诗人叫做阿垅，曾任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1955年被指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关入了大牢之中。
如果阿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诗人，那么他的冤案无非是文人酸腐和结党互轻。偏偏在阿垅“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头衔之后，还有两项罪名：“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
对，阿垅他曾是一个军官，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毕业于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的国民党军官。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26岁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步兵科，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是同学。在校期间他就爱好文学创作，尤其爱写诗。阿垅在军校学习的成绩应该不错，所以在193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德式调整师第88师担任见习官，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已经是一名少尉排长了。
排长阿垅随部队参加了惨烈的八一三凇沪抗战，在闸北他面部受伤，离队治疗。养病期间，写了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投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很快刊载出来。和胡风的书信往来中，后来的会面中，阿垅已然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共统战组织也看上了这位青年军官。1938年11月，阿垅由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吴奚如安排从衡阳步行前往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接送到庆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习，后又转入延安本校学习，在军事和政治学科之外，阿垅可能还受到了情报工作的训练，这成为他日后地下工作的基础。
在延安抗大的一次野战演习中，阿垅眼部受伤，旧伤复发，被安排到西安养病。阿垅因上海负伤，可能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但是他在武汉会战前应该已经归队了（他是在武汉见到胡风的），是否仍在老部队，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接触了大量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袍泽，了解到许多惨烈的故事。西安养病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南京》。这部手稿曾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左派作家郭沫若、丁玲等发起的文艺组织）评为小说第一名，但没有出版。
1941年，阿垅进入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当时的人事制度，使军官流动很大程度上要自食其力，往往依靠一两封大人物的介绍信，或在关键部门任职的同学，就能不受怀疑的获得一份工作。阿垅军校14期的学弟黄仁宇，曾凭借好友田海男父亲田汉的关系，经军校教务处长孙元良介绍，如愿进入第14师；又以湖南故旧关系，成为老乡郑洞国将军的参谋。阿垅毕业已有三年，长官、同学中崭露头角的必有一二，凭借这些关系、浙江人的省籍，加之延安学习的经历可以用战乱的理由轻易敷衍。即使没有中共地下党的接应，谋一份军委会参谋的职务也非难事。无疑，此时的诗人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又一颗闲棋冷子。
初入军委会的诗人心中或许有许多的矛盾，延安的生活与学习，可能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大同世界。进入军委会目睹的一切，或许也并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暗无天日。诗人是敏感的，而地下人员的身份更使他的敏感到似乎达到了临界点。1942年他出版了诗集《无弦的琴》，《无题》一诗收录其中，反复吟唱的“我无罪”，或许正是诗人内心复杂斗争的真实写照。
挣扎虽然没有停止，情报工作却已逐渐发挥作用，1943、44年间，阿垅就曾通过文艺界的中共情报组织，传递出“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见晓风《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纵横杂志。原文记做32、33年，当时阿垅尚为军校学员，不可能接触到这类文件，可能是民国年号错记）。
1944年1月，阿垅考入了陆军大学正则班第20期，同学萧开训在回忆陆军大学生活时，特别提到了这位“爱好文艺”的同学。在校期间，阿垅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咋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这是一份情报文字。阿垅向中共汇报的，是蒋介石在陆军大学的报告，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是作战大略计划。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是部队调动。中共严密高效的情报工作，正是从这点点滴滴的话语片段汇集而成的。
1946年毕业后，阿垅留在陆军大学工作，后又转入国防部，继续进行情报活动。1947年，阿垅得知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同上引文）。1948年到1949年，他又多次通过地下党员罗瑛、杭行传递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仅48年就有五次之多。还曾将浙江全省军用地区百余份转交给浙东地下游击队，传递过上海守军的情报。作为一名潜伏的特务，阿垅是可以称为优秀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阿垅离开国民党军队，北上投奔他一直效力的新政府。他被任为天津师范学院教师、天津文艺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等职。1954年胡风写了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后即被指为反革命集团，成为著名的冤案。阿垅也因与胡风的密切来往被牵扯其中，1965年6月23日他上书党中央解释自己的情况，但是他曾不顾生命效力的组织没有给他任何答复。次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是胡风以外，“反革命集团”仅有的被判刑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贾其芳）。
1967年3月17日，阿垅因骨髓炎瘐死狱中。
阿垅没有参加××，或许是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这是××统战工作中常见的说法。写到这里，不得不感叹××组织的严密和情报工作的高效，即使是其外围文学组织，一样通过各种方法去发展情报人员，去获取军事情报，去充当传递情报的管道，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民国的三十八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阿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奋斗的人，在哪个年代，这都无可厚非。他曾经思考过，曾经挣扎过，最终宣布自己无罪，不知道当他被他所信任的组织投入大狱，徘徊于生死线上时，是否还能想起他的诗：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或许这样的命运，诗人早已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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