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字豫才，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为中国的现代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支持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山巨匠，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学术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和木刻版画的研究，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的家庭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八世祖周煌为孝廉，曾祖周苓年为监生，可谓书香世家。
祖父周福清1871年（同治十年）中进士，曾入翰林，后因个性刚烈，在县令任内得罪当朝大官，宦途无望，故以捐纳得官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鲁迅有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寿（1893～1898）、一个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鲁迅早年在不情愿之下，奉母命与朱安结婚，后鲁迅与其女学生许广平相恋、同居，生下儿子周海婴。周海婴之子为周令飞。周令飞在1980年代时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民台湾。他的女儿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曾参加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并成为焦点人物。
鲁迅生平
早年
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
童年生活于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鲁迅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1892年（光绪十八年），11岁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向浙江乡试主考官殷汝璋行贿，谋求周伯宜录取，被殷汝璋举报，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判处了“斩监候”，周家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费大笔资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周福清才被赦免。但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时期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
1898年，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与陈衡恪结下友谊，1901年毕业。
留学日本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本语，2年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几未与朱安同床（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婚后一阵子，鲁迅东渡日本（相传为鲁迅住了三天就前往日本，但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住到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习医
鲁迅选择学习现代医学，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怀疑。他是东北大学的两位中国留学生之一，与一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一同入学。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 解剖学 59.3分
· 组织学 73.7分
· 生理学 63.3分
· 伦理学 83分
· 德语 60分
· 物理 60分
· 化学 60分
· 平均65.6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对此班上部分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1994年，渡边襄发现成绩算错：生理学上学期60分，下学期75分，单科学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学年总平均65.8分，学年平均83分的伦理学等第登录成丙等。[2]
鲁迅后来作有《藤野先生》，对这篇作品也非常重视，1935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日本语译，他要求执行选集编译工作的自己的学生增田涉：“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鲁迅身后，藤野也发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回忆鲁迅留学生活。
习文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3]
鲁迅的旅日生活
据永田圭介的专著《秋瑾——竞雄女侠传》在1905年秋瑾回国前，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痛骂，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6年3月，鲁迅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本年秋天鲁迅携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 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周作人认为并未加入），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约，创作了一部描写鲁迅留学生活的小说《惜别》，1945年出版。
回国任职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191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写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注：鲁迅当时在北大兼职讲师，并不是北大职工。因为当时蔡元培校长定规，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当时在教育部里担任佥事一职。这里往往被写北大历史的人搞错，生拉硬拽把鲁迅也当成北大职工。）
鲁迅发表创作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的教育部生涯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
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不过鲁迅并没有被通缉[4]。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在厦门和广州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对北洋政府失望，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
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骝先（朱家骅）请鲁迅到校。鲁迅日记：1月26日“晚往骝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骝先寓夜饭”，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
晚年在上海
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居住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进行过论战。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
1933年，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凭吊柔石、胡也频等被中国国民党捕杀的五位“左联”成员。[5]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5]
鲁迅的逝世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第一次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6]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7]，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8]
鲁迅的作品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在他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说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 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中国妇孺皆知。
特色
鲁迅小说主题多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反映人性的阴暗面，善于讽刺，用笔深刻冷隽而富幽默，善于创造典型人物，描写人物的面貌言语、心理和行动，并善于描写环境、场面及渲染气氛。
鲁迅深受日、俄文学作品影响，体裁新颖独创，句法简洁峭拔，故事多以故乡为背景，且多属有所本者。
杂文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鲁迅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题材广泛，对社会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观察深刻。形式灵活多变，有多样风格和笔法，有的隐晦曲折，有的幽默诙谐，均能在使人会意的一笑中达到讽刺的效果。有的沉郁严峻，在似乎从容的叙述中，蕴藏着对敌人的无限愤懑。
鲁迅杂文感情炽热，汪洋恣肆，咄咄迫人，冷隽辛辣，说理透彻，结构严密，简炼含蓄，善用比喻，形象性强，富于逻辑性，气势恢宏凌厉。
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等。
散文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在空虚失望之余以小品文吐露心声，反映时代。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 《朝花夕拾》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笔调优美，感情沉郁，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 《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以抒情为主，“是散文，是诗；既有思想，也有诗的感情和意境，诗的美。而又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是思想感情集中的散文诗”，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被誉为鲁迅“最伟大的艺术品”。[10]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诗歌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诗作传世无多，主要以旧体的近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1922年创作《徬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1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译作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12]
语文素养
鲁迅的古文、日本语水平很高，德语也相当不错，在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就已开始学德语，到了日本以后，旧日本帝国的现代医学流行用德语，德文是医学专业必修的外国语文（所以留日学医卒业的郭沫若也能读点德文）。鲁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从来没有放掉，时时有在看书。
鲁迅生前曾多次公开宣称“我不懂英文”：
·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含义究竟怎样”（《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野草〉英文译本序》）
·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杂忆》）
《〈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说完“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又接着说“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鲁迅还是能看点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较好的几个语种相比。 《鲁迅日记》附载的《书帐》（图书采买纪录）里面可以看到鲁迅买的很多外国书名，有相当数量的英文书。
周作人《鲁迅与英文》一文说：“他是反对英文的。在光绪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Question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莱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如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鲁迅不赞成说话和文章夹杂英文，在文章中带有英文时常有讽刺性：
“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Mr.Cat是猫先生；Miss Rose是玫瑰小姐）
“古貌林！”
“古鲁几哩……”
“O．K！”（《理水》，古貌林是英语早上好的拟音）
鲁迅的写作目的
（以下详见鲁迅疑似《呐喊》之序言或《鲁迅杂文集全集之序》转述大意，非摘抄原文）
我之做的目的在于空发几声呐喊，尽管无声，但却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于喊醒这窒闷的铁皮屋子里迟迟不肯为国家为民族醒来的愚民。 我之颓然早已预计到的不可能却并不能代表没有希望，这也是这次，在一株掉满冷蚕的树下，他来找我的原因。希望不能以我之定无而否决。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 。
鲁迅学术研究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鲁迅的艺术贡献
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
他曾留学日本，日本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或受求学环境之影响。
幼年喜爱《山海经》木版画刻本；青壮年时迷恋西欧苏俄前卫版画，为给木刻展览写前言，自费印制的版画集，资助青年木刻家，培植左翼木刻；中年晚岁编印《北平笺谱》[13]。
对鲁迅的评价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评价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讲话，评价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4]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5]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到毛泽东晚年（1971年），毛自称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极高[16]。
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据2001年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17]但毛泽东曾于1957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18][19]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秋石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书中通过走访亲历者和查阅当年的文献，认为周海婴所记多处不确，1957年毛泽东对罗稷南回答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20]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14]
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入狱的作家牛汉写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21]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22]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23]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24]
1949年山东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为《有的人》：
“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当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臧克家
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25]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文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26]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26]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26]
负面评价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27]，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28]
薛涌认为[29]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也认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30]。
其他评价
· 1979年钱锺书在美国表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31]
·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32]李敖还提及鲁迅在胡风问他萧军应该不应该入党时，回信说不要入，进去了就酱死了云云（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33]
· 王朔：“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34]
· 夏志清：“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当然，在中共把他捧为英雄以前，鲁迅已经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费力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35]
· 王蒙：“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36]
鲁迅曾用笔名
鲁迅、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即鲁迅、L.S.、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EL、ELEF、许遐、L、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幹、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幹、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幹、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何家干[37]。
以“记者”等或团体的署名
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记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37]。
纪念
纪念鲁迅的方式通常以纪念地、发行纪念品以及举行各种公开纪念活动为主。还有以鲁迅冠名的街道名称，文学奖项。
纪念地
当今大多数鲁迅曾居住过的地方（绍兴、厦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鲁迅故居，并建有鲁迅纪念馆、博物馆。上海的鲁迅公园内有鲁迅墓，日本宫城县亦有鲁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东北大学开展了“纪念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市民之会”活动，鲁迅的后人和藤野严九郎的后人都参加了该纪念活动。仙台市立有鲁迅纪念碑，并保留了当年鲁迅曾下宿过的木屋。东北大学也设立了“鲁迅奖”和“鲁迅纪念奖”。
纪念邮票
·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区邮政管理局发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3枚，用满洲国邮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邮票加盖“鲁迅逝世十周年”和暂作面值制作而成。
· 1951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的两枚一套的邮票。
· 1961年2月26日发行的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邮票全套一枚
· 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全套3枚。
· 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全套3枚。
· 2001年6月23日的J34《纪念鲁迅100周年》全套3枚。
· 1981年发行《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J67号纪念邮票，由茅盾题字。
鲁迅的朋友和学生
鲁迅对青年人非常爱护，当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鲁迅指点、教导、培养的学生非常多：孙伏园、增田涉、丁玲、萧红、萧军、黄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罗家伦、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将领）、许钦文、刘和珍、尚钺、许广平、胡风、李霁野、李何林、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冯雪峰、章廷谦、台静农、金溟若、张我军、张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吴耕民等。
鲁迅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达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记者曹聚仁、史沫特莱有过交往。教育部时期的同事常来往除了许寿裳还有钱稻孙、齐寿山（齐如山的弟弟）、马裕藻（即马幼渔，马珏的父亲），邻居俞芳等人。
异地的引介与影响力
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张我军曾在《台湾民报》介绍胡适、陈独秀的文学理念，以及刊载鲁迅的文学作品。日本的鲁迅与台湾文学研究者中岛利郎对于张我军将大陆文学、鲁迅文学引进台湾的史实，他在〈鲁迅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一文如此评论，他说：“张我军是最初的鲁迅文学在台湾的传入者是不会错的。但是他始终是大陆文学的正式介绍者，给台湾介绍了鲁迅的文学。鲁迅的文学也是做为介绍大陆的新文学的一环进行的，特别是既没有因受鲁迅文学的影响，而成为自己创作的血肉；也没有论述鲁迅文学的本质。不过，这是开启时代先端的启蒙家常背负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38]不过另一位台湾文学研究者朱双一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挫：散文与戏剧创作〉一文，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张我军在文学创作确实有受鲁迅文学的影响，其年轻时代所写的“随感录”系列文章，无论是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明显与鲁迅的杂感一脉相承；他还认为：这些“随感录”文章，“以其犀利的战斗力，在当时的新文学潮流中起了别的文体，如张我军本人的理论文章所无法达到的特殊作用，同时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39]
参考文献
引用
1. ^ 鲁迅：“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序文）
2. ^ 王润华. 《鲁迅的越界跨国新解读》. 引自《鲁迅在仙台纪录》、《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3. ^ 鲁迅《藤野先生》：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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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探究鲁迅死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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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页4。
11. ^ 温总名语录：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文汇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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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搜狐网. [2007年10月10日16] （简体中文）.
25. ^ 胡适评论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 是我们的人. 陈丹青. 凤凰网. [2012年7月20日] （中文（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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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刊载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
28. ^ 《文坛往事见证》 唐绍华 传记文学出版社
29. ^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随笔》2008年第1期
30. ^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31. ^ 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
32. ^ 李敖有话说：鲁迅不是神
33. ^ http://leeao.com.cn/zhawen/luxun.htm
34. ^ 王朔：我看鲁迅. 搜狐.
35. ^ 中国现代小说史. Google图书. 2001: 27.
36. ^ 鲁迅：他在流言伤害中挺立不屈-搜狐读书. 搜狐读书频道.
37. ^ 37.0 37.1 以上笔名参考自《鲁迅笔名印谱》（笔名整理：李允经），荣宝斋，1976年10月第一版。
38. ^ 这篇文章由日文书写，由陈弘译成中文，收录在张光正编撰的《近观张我军》，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