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表字季新，别号精卫(亦为其笔名)，历史多沿用其号，称其“汪精卫”，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清朝清末秀才、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诗文造诣佳。
青年时曾经参与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汪精卫因为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下狱问死。后在肃亲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获释。早年担任孙文的秘书及文胆，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及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仍然是蒋中正主要政敌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声称主张“和平救国”，与日本合作组建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被视为汉奸。
汪精卫家庭背景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父亲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汪精卫生平
(幼年)
汪精卫年幼时，每天为父亲汪琡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培养出演讲口才。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
(留学)
1904年和胡汉民等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公费留学生。
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
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归国行刺)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被逮口占》，1910年于狱中
根据张学良回忆，肃亲王在大连病逝后，汪精卫曾前往吊丧，并对张学良说：“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汪精卫获释后，面见袁世凯，促其推动清帝退位，并参加南北议和。 在清朝覆灭、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精卫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1912年9月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
(二次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返国讨袁并参与护法。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另，节录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八五〉…当民国元年，……，汪氏与吴氏都流亡在巴黎，……，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氏，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氏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汪精卫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老师)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2]
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年2月，孙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精卫笔录。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精卫左倾。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介石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和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职务，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精卫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 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精卫以治疗糖尿病，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3] 由蒋出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并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
因蒋逐渐与中国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精卫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故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与斯大林会面。3月10日，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缺席，但仍获选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中正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
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精卫看过。本来想拉拢他，然则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8月8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精卫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宁汉正式复合，中国共产党则将国民党的团结称为“宁汉合流”。
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精卫下野。10月，汪精卫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精卫北上。11月17日，发生广州张黄事变。11月，汪精卫在广东成立政府。[4]:14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
1927年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4]:15汪受到新桂系攻击。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领导下在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辞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11月汪精卫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
（汪精卫的下野）
由于张学良东北军挺蒋中正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精卫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中正软禁胡汉民。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4]:22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4]:22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4]:22又和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粤、桂、胡、汪联合反叛。[4]:22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中正下野，汪精卫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人马，遂委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5]:356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6]:113
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日战争。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引发当世对汪精卫与何应钦所签订的是“卖国协定”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精卫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精卫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后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又遭暗杀。
蒋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抗日而减缓内战，声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汪精卫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另据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载：
“
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
此后的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精卫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7]。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精卫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越南，主张与日军媾和。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离开重庆出走至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8]。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29日电报代码为“艳”字)，是为“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蒋回重庆，严词驳斥汪电。[8]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失败。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自嘲》，汪精卫1944年于病榻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3月，汪精卫和他身边的重要干部，在河内多次遭到刺杀，日本派人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组建日本[9]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3月26日，汪出任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1943年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汪精卫的身后评价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排满主义为己志[14]。在革命屡败、同志人心动摇之际，一直担任参谋工作的汪精卫却自告奋勇投入第一线，自杀式的行刺摄政王载沣，失败后一度问死。身为革命元勋却又在革命成功后，主动远离权力核心携陈璧君赴法读书。后因革命需要数度回国主持大局，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国民党官方定位为汉奸。
孙文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动用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宁汉分裂。《五月指示》后，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两天后，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又一天后，将国民党内共产党党员停职，矛盾升温。八月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完全转变态度，决定剿共。
中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精卫政权”。中国胜利后，国民政府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被中国人普遍视为汉奸。
时至今日，汪精卫就等于汉奸的印象尚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精卫投奔日本的事实背后，其动机与实际努力是否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一致，仍待后世检讨。[15]
正面评价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奉行孙文意旨，坚持推翻满清政府。并且能以文学辅佐孙文，此为诸家所公认者。
在文学方面，汪精卫颇能文墨，是南社成员，在晚清至民国的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有重要影响，作品在南京政权时代结集为《双照楼诗词稿》出版。其作品也会于中国大陆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出现。[16]
另外，颇具争议、身在日本的网络写手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17]一文中，就替汪精卫鸣冤。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这种屈服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理念，期间也与日本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精卫离开重庆时给蒋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中亦认为，汪精卫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一事，乃为了取得保障中国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谓“曲线救国”。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承认这个政权，也给予相对权利。事实上，江泽民少年时期，就是在汪政权下，入读免费的汪政权的中央大学。另外，汪精卫在二战期间，站在日本一方，而蒋中正则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其实都是战胜国，亦即免除了战败国割地赔款损失。只是这项观点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方可印证。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法国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18]
汪精卫政权承认了满洲国，但也以和平交涉方式，逐一取消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抗日名将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精卫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19]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伪府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20]
负面评价
汪精卫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叛国者[21]以及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汉奸”[22]。对于从一位“反清志士”，“革命精神领袖”，再到“叛国者”的形象转变，中国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评价汪称其“晚节不保”[23]。
汪精卫政权积极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对此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斥其为“汪逆”，并在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战后政府及民众对其憎恶可见一斑[24]。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精卫政权没有得到多大自主权，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即便在汪政府主持下的东南半壁，亦有日军于1942年之浙赣战役中发动细菌战，散播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和平建国运动终未实现。
汪精卫妻子为其辩护
在汪精卫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
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