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诗是诗人对世情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探索，或从正面作出评判，或从侧面进行讽刺而创作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和寓庄于谐的艺术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讽喻诗以其深刻的现实性和坚强的战斗性，历来深受人民的喜爱。我国古代讽喻诗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硕鼠》、《相鼠》、《黄鸟》等就是借物以讽的代表作。
汉乐府和汉文人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诗歌讽喻的优良传统，如汉乐府《陌上桑》、赵壹的《疾邪诗》等。到唐代已渐成熟，中唐还出现了以白居易为首的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写实讽喻诗派。古代诗人运用诗歌讽喻世态人情，内容广泛，立意深刻，手法灵活，讽喻的对象包罗万象，所借助的载体也无所不有。扫描古代讽喻诗，就其讽喻的载体分类简析如下。
怀古咏史的讽喻诗
对于现实生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封建专制的压制和迫害，诗人们往往运用曲笔，借怀古咏史来表达。
因《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的晋代诗人左思出身寒微，郁郁不得志，便把满腹牢骚寄托在诗中。他的《咏史八首》不专咏古人、古事，而是借以写自己的怀抱，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诗人借山谷里高大的松树被山岭上矮小的草木挡住了阳光雨露的自然现象，来比况魏晋以来极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自曹丕颁行九品正中制至西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缺德无才的世家子弟一直霸占着高位，而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却被闲置在下层。诗人以形象的比况，对这种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唐代诗人李贺，因避父讳（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不得应进士考，抱负莫展，穷愁潦倒，他生在唐帝国矛盾重重，国势不振，政治腐朽的时代，常以诗抒发内心的愤懑和对国运的隐忧。
请看他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这是李贺于元和八年（813）因病辞去奉礼郎，离京赴洛的途中所作。诗前有小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之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这个时候，李贺“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可见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一蹶不振。宪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藩镇叛乱此伏彼起，西北边陲烽火屡惊，国土沦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诗人急盼着建立功业，重振国威，光耀门楣，恢复宗室的地位。却不料进京以后，到处碰壁，仕进无望，报国无门，最后不得不含愤离去。《金铜仙人辞汉歌》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诗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象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如今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布满了惨绿色的苔藓，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高二十丈，大十围”，矗立在神明台上。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
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借金铜仙人的眼睛，洞观汉王朝的兴废，预示唐王朝的衰微，并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诗中以轻狂的语调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历经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而今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仙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指千里”言道路遥远；“东关”句言气候恶劣。远行、远离之悲，人已不堪忍受；更兼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使人颤栗；何况这“酸风”射来岂止使眼为之“酸”，更使心为之“酸”。
这些描写，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有效地衬托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今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就要逝去，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 “泪如铅水”，比喻奇妙，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情形。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末四句写金铜仙人离长安途中的情景。这一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萧瑟悲凉。这时送别的唯有路边的“衰兰”， 相伴的只有手中的露盘。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新奇婉曲。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最后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渐行渐远。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而全诗也就在“渭城已远波声小”中悠然而止，留下幽思让读者去品味。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正是当时诗人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首诗借用魏明帝拆徙铜人的史迹，抒发兴亡盛衰的历史感慨，寄托自己对唐王朝命运的隐忧。
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都是以史鉴今、借古讽今的名家。
李商隐的咏史诗是其政治讽刺诗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的《吴宫》、《齐宫词》、《隋宫》、《马嵬》、《贾生》、《瑶池》等都是有名的咏史讽喻诗。
先看他的《吴宫》：“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这首诗没有对吴宫奢宴正面的描写，而从侧面写“宴罢”的种种迹象：深宫沉沉，禁门禁闭，如死一般的寂静，原来是满宫君臣、嫔妃全都烂醉如泥了；傍晚，只见片片残花顺着御沟流水从宫内飘出。吴国君臣醉生梦死，已是日暮穷途，衰颓的国运就像这落花流水，一去不返。“花开花落”是兴亡景象，“落花流水”更是破亡的形象刻画，古人多借以言事。这首诗题为“吴宫”，写的是吴王夫差及其宫廷腐朽生活的历史事实，其实是借咏史来讽刺晚唐日趋衰颓的社会现实。
再看他的《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高更无伦。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 未央宫前殿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素材。先写汉文帝求贤若渴，甚至连“逐臣”亦在求访之列，仿佛热烈颂扬汉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时至夜半，汉文帝甚至移膝前席，虚心垂询、凝神倾听。可怜的是他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讽刺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重视人才，而“问鬼神”又正是对中晚唐一些皇帝求仙好道的荒唐行径的无情针砭。辞锋犀利，讽刺辛辣，感慨深沉。李商隐的政治讽喻诗或选取历史上一些因贪奢荒淫而亡国误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向当代最高统治者提供鉴戒，或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些相似特征的艺术描写，影射现实生活，达到讽喻时政的目的；用笔曲婉，寄意深远。
杜牧的咏史绝句以构思新颖，意味深永见长。
如《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华清官是唐代的行宫，故址在今陕西临潼的骊山上，是李隆基和杨玉环常来游乐的地方。这首咏史诗是杜牧路经华清宫抵达长安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的。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因此，许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作者截取了这一历史事实，以史讽今，警戒世君。前两句写骊山景色之美和宫殿之多。回望骊山，林木青翠，花卉茂盛，真是锦绣河山；宫室堂皇，千门续开，是多么雄伟壮观啊！后两句写杨贵妃在骊山上见一骑飞来，知道荔枝送到，满心欢喜。群臣还以为有什么军国大事，而无人知道如此奔忙的驿马原来是送荔枝的。诗的结句是点睛之笔，“笑”是诗眼，揭示了“安史之乱”的祸根：这宫廷的奢侈，已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地步！让人不禁联想到当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而导致了西周的败亡。诗人咏叹天宝轶事，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旨在警醒后来的君主，不要贪图享乐而延误国事。但是，诗人既未写“安史”乱起 ，玄宗西逃、马嵬魂断的惨状，也没有罗列玄宗游乐疏政、骄奢淫逸的现象，而是把千里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突现出来，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把骑马飞奔，千辛万苦赶送鲜荔枝的差官，同贵妃嫣然一笑进行了绝妙的对比，把如此严肃的历史主题在一个“笑”字中形象表现出来，真是“宫中美人一破笑，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荔枝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
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首》（其一）云：“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吴人呼美女为“娃”，馆娃宫为美女所居之宫，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的宫殿，故址在今苏州市西南灵岩山上。后“馆娃”借指西施，馆娃宫也以西施得名。吴败越后，相传越王采纳大夫文种的建议，把苎萝山“鬻薪”女子西施献于吴王，吴王大悦。伍子胥力谏，吴王不听。后越师袭吴，乘胜灭了吴国。此诗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寻访馆娃宫遗迹而作。首句完全从侧面着笔。“绮阁飘香”四个字，既写了馆娃宫，又写了西施。以 “绮”字状“阁”，以 “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 、芳香四溢、光彩照人的袅娜倩影，便跃然纸上了。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郁郁香风，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为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乱兵侵晓上姑苏”，这句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 。“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 ，吴国就亡了。这是何等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啊！这一“下”一“上”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沉湎声色；一个摸黑行军，奋发图强；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哪得不知。难道吴越的兴亡真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么？显然不是。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但未免俗套；所以诗人故意指桑骂槐，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咏史诗历代有之，但中唐后期至晚唐大量出现，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倾向。从刘禹锡、李贺，到李商隐、杜牧、许浑、胡曾、皮日休等，都以咏史著名。他们或借古讽今，或吊古伤今，或咏史抒怀，大都反映了诗人对唐王朝无可挽救失望和忧患心理，有着鲜明的时代折光。
怀古咏史的讽喻诗，大多涉及重大的题材，讽刺的对象大多是上层阶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还有一种另类的讽喻诗——自嘲，诗人因为满腹牢骚无以发泄，只好借嘲讽自己来发泄，明里虽是自嘲，暗中却指刺某些不公道的社会现象。
如苏轼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侍妾朝云生一小儿名苏遁，众人来贺，见其活泼可爱，都祝福他能像父亲一样聪明，苏轼借题发挥，写了这首诗。这首自嘲式“戏作”饱含了诗人自己大半生坎坷的人生体验，一个“误”字道出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满腹牢骚，又暗刺那些“愚且鲁”者竟可一帆风顺“到公卿”的时弊。在那愚贤颠倒的社会里，越聪明越运蹇，还不如愚蠢糊涂的好。作者将满腹辛酸化为淡淡一笑，戏谑的背后却隐喻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让人去思索去品味。
唐代王梵志的无题诗“我有一方便（处世秘诀），价值五百练。相打常伏弱，至死不入县。”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小品式的解剖，对那些自欺欺人、麻木自大的人进行漫画式的勾勒，是一幅封建社会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群体与世无争，甘拜下风，甘受凌辱的处世哲学的解剖图。与鲁迅笔下讽刺的阿Q精神胜利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对讽刺艺术有精辟独到的论述。他说：“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南腔北调集》)。讽喻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艺术，它是愤世嫉俗的投枪，是嬉笑怒骂的控诉，是中国古典诗歌干预生活、反映生活的经久不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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