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前，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日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视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牗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大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这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阉党逮捕时，为正义所激奋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吴郡贤士大夫向有关当局请示，就清理已废的魏阉生祠的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立碑，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够隆重呀！
这五人的牺牲，距离现在修墓安葬他们，为时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那班富贵之士和志得意满。官运亨通的人，他们患病而死，死了而埋没不足称道的，也太多了，何况乡间的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人名声皎如白日，是什么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先生被逮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里那些品德可为读书人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行，哭声震动天地。阉党抓牙红衣马队按着剑把上前喝问道：“谁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这时以大中丞官街作苏州巡抚的是魏阉的私党，周先生被捕是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对他痛恨到极点，于是趁他严厉地高声呵叱的时候，就呼叫着追击他。这巡抚躲到厕所里才逃脱了。不久，他以苏州老百姓暴动的罪名向朝廷诬告请示，追究这件事，处死了五人，他们名叫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就是现在聚集埋在坟墓里的五个人。
然而，（他们的堂堂正气是压不倒的）这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昂然自若，喊着巡抚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被砍下的首级放在城上示众，脸色没有一点改变。有几位贤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了五个人的首级用匣子盛好，终于同尸身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在魏阉乱政的时候，官僚们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节的，在全国这样广大的地域，又有几个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平素没有听到过诗书的教诲，却能为大义所激奋，踏上死地毫无反顾，这又是什么缘故呀？况且，当时假传的圣旨纷纷发出，株连同党的搜捕遍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一击，阉党就不敢再有牵连治罪的事了；魏阉也迟疑不决，害怕正义，篡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等到当今皇帝即位，就在路上上吊了，这不能说不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今天那班爵位显赫的官僚，一旦犯罪应受惩治，有的脱身逃跑，不能为远远近近的地方所收留，又有剪发为僧，闭门不出，或装疯出走，不知窜到什么地方去了的。他们这种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之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他的忠义显扬于朝廷，赠赐的官爵谥号美好而高贵，死后非常荣耀；而这五个人也得以修建一座大坟（重新安葬），在大堤之上立碑列出他们的姓名，凡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他们的坟墓时没有不跪拜而且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逢的际遇呀！不这样的说，假令这五个人保全他们的脑袋终老于家中，那么，虽然享尽他们的天然年寿，但人人都可以把他们当奴仆使唤，怎么能够使英雄豪杰们拜倒，在他们的墓道上紧握手腕表示掉惜，抒发他们那有志之士的悲愤呢！所以，我和同社的各位先生，惋惜这座坟墓只有一块石碑，就替他写了这篇碑记，并借以说明死生的重大意义，普通百姓对国家也有重要作用啊。
（前面提到的）贤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赏析
《五人墓碑记》赏析从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就一直动荡不安，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此伏彼起，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明王朝和蒙古族、倭寇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保守的反动的大地主、宦官，一派是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两派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斗争，朝野大臣形成邪正两派，就是历史上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明朝末年，明朝末年是一个社会变动异常激烈的时代。所谓正派就是指东林党及其追随者，宋朝学者杨时在无锡设有东林书院，明朝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也在那里讲学，影响很大，就被人们称为东林党。起初东林党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为首，后来以周顺昌、杨涟、左光斗为首，再以后就是文震孟、姚希孟，直到明朝末年的张溥、张采，人称“娄东二张”，两人共倡复社，始终评论时政，反对宦官专权。所谓邪派，是指宦官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官僚，明朝的宦官专权很严重，他们设立特务机构，专门残酷地杀害正直的官吏、人民群众，邪派最早的领袖人物是浙党的沈一贯，以后有魏忠贤，是执政的反动集团，魏忠贤认了很多干儿义孙，并在全国到处为自己建立生祠。以后有继承人周延儒、温体仁，到南明时有马士英、阮大铖。两党长期的斗争波及市民阶层，东林党是正义的、进步的，代表了中小地主、下层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拥护。由于阉党专权乱国，在全国各地激起了许多次市民暴动，在苏州、常州、太仓先后出现过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明僖宗天启六年（1626）苏州市民大暴动。
被誉为“六君子”之一的周顺昌的被捕是这次暴动的导火线，苏州巡抚周起元因主持正义，触犯了魏忠贤而被革职，周顺昌表示强烈反对，发表了很多对阉党不满的言论。不毫无顾忌地大骂魏忠贤，这就触怒了阉党。当时魏忠贤的亲信新任苏州巡抚毛一鹭上疏诬陷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周顺昌平时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又乐于助人，在士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当魏忠贤所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一时云集不下万人，拥入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事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临刑时五义士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等，引颈就戮，慷慨赴义。第二年（1627），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阉党势去，魏忠贤畏罪自杀。周顺昌的冤情得到伸雪，苏州百姓把毛一鹭为魏阉所造的生祠拆毁，把五人义骨葬于废基，立碑大书“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的英雄气概，撰写了这篇碑记，这篇碑记可以说是一篇政治性很强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章，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崇敬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歌颂了明末苏州市民反抗宦官专权暴力横行的正义行动，热情地赞扬了颜佩韦等五位慷慨赴义的英雄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其思想意义在于：
第一，颜佩韦等五人的徒手搏斗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传统，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五个人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碑记记载了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市民、诸生和封建上层中的开明人士（如周顺昌）联合起来向最反动最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斗争的性质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斗争。碑记真实地反映了暴动的主力军是市民，暴动的领导者又是市民中的先进分子，隐约反映了封建文人与市民运动相结合的情况。
第三，碑记认真地指出了这次暴动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正如碑记所说：“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吴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在当时能指出五人就义的意义和影响，说明作者具有眼光，其评价也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篇散文在写作技巧上有较高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各种表现手法错综运用。就篇章结构来看，前半篇以记叙为主，后半篇是以议论为主；但不仅仅这样，常常是夹叙夹议的。在记叙中也不是不分主次，把暴动过程全部写出，而是抓住主要的地方重点突出地叙述。叙述是为议论服务的，议论是有理有据的。在议论叙述中带有强烈的抒情，文章的风格是感慨淋漓的，基调是悲壮激昂的，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时代气息和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第二，剪裁得体，繁简适当。如作者写群众暴动声势之大，只用“哭声震动天地”一句就充分表现出来。在揭示五壮士的精神面貌时笔墨也不多，只选取他们临刑时的音容举止来写，可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义的情景历历在目。
第三，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例如作者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者”和“草野之无闻者”同五人“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族其所为”对比，以“高爵显位”与五人对比，使五人的形象更为突出。特别是作者还善于在两两对比之后，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却又不作直接回答，把答案留给读者去思考，让读者用自己的思考来补充作品的内容，扩大了作品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