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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第二卷 君子德行 其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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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君子德行 其道中庸
【原文】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译文】
清廉纯洁而又能具有容忍不廉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聪明睿智而又有不失于苟求的态度,性情刚直而又有不矫枉过正的胸襟,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淹在盐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事的美德。
【解说】
养心以中庸之道为要务。心主宰着人的情志活动和生理机能的运作。所以心性不偏不倚而公正质朴,人的情志活动也合理地为人体健康服务。心性偏执,就会将人的情志也引向偏执,或多愁或多喜或多恐……都将严重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道不在烦,心不在乱”,养心的目的就是使“心不乱”,心不乱,就不会迷失其本性,那么,心就能主持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若是一个人的行为偏好于某一方面,如此就反映出他的心性已有所偏,因为一个人的行为首先由心决断。同样,若是他无意识地偏向于某一面,也能通过潜意识的作用而传递给心神。所以,养生者唯有“抱一守中”,才能养性健心。
【例解】
需柔时则柔 需刚时则刚
以柔克刚自古以来是人们欣赏和提倡的应变术。刚柔本是相济的,因此,以柔克刚策略往往是运用在处理内部矛盾或冲突上,虽然内部的矛盾或冲突没有根本的利害分歧,但是,既然事情发展到“刚”性的程度,那么也就表明了某种危机;并且,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导致激化的危险。所以,以柔克刚也是一种外危应变术。
中国古代运用以柔克刚术最著名的实例,要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中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身为大将,攻城破敌立过大功,蔺相如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反而地位比自己高,居他之下,十分不甘心。于是,廉颇扬言要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一番。这些话不久便让蔺相如知道了。为了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尽量不出门,后来索性称病,连朝也不上了。廉颇碰不到蔺相如,气自然也出不了。有一天,廉颇远远地看见蔺相如的车马,急忙命令随从驱车前去堵截。蔺相如此时也发觉,便赶忙回车躲避。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蔺相如的随从和佣人们觉得很丢面子,便一起向相如上卿进言。蔺相如语重心长地对舍人们说:“我躲避廉将军,是为了国家大局,倘若我们不和,强秦就会乘虚而入。我怎能置国家大局而不顾去计较一己之愤呢?”不久,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倍觉羞愧。于是,廉颇主动到蔺相如府中,负荆请罪,从此以后,二人和好,成为生死之交。
以柔克刚策略的运用,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和为贵”。以和为贵,以柔克刚,是处理内部争斗、民族纷争、朋友过节儿乃至家庭矛盾等问题的有效方略。
明朝孝宗年间,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到任才3天,便发生峒族人进犯州城。此时州内军队调往他处执行任务去了,城中兵力防卫空虚,于是,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镛认为,田州城是个孤立的城池,且内部又空虚,关门守城难以维持长久。如果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晓谕造反的峒族人,也许会解围。众人感到孔知府的意见是书生脱离实际的迂腐之谈,难以成功。孔镛坚持自己的意见,众人又觉得没有人敢出面当说客。孔镛说:“这是我管理的城池,我应当前去。”众人纷纷劝阻他,说太危险。但孔镛命令立即准备好坐骑,打开城门,放他出城。众人请求他带几个卫士,也被他拒绝了。孔镛来到峒族人中间,要见峒族人的首领,接着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农民,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求免于一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剿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晚辈,怎么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可以杀我,但是接着就会有官军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大家听了孔镛的话,半信半疑,说:“要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州府。”孔镛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不必多疑。”于是,众人拜谢。第二天,峒族人护送孔镛回城。入城后,孔镛命人取出粮食、布帛,分发给峒族人,大家道谢而归。此后,峒族人不再做乱国扰民之事。
以柔克刚还有一种运用,即以其作为向刚愎自用的当权者的劝谏术。战国时代,“七雄”之一的齐国,到威王时国力颇为强大。由此,齐威王也逐渐地变得骄傲、固执起来,开始听不进逆耳忠言,政治上出现了危机。宰相邹忌见众臣谏劝威王纷纷失败的情形,心里十分忧虑。他知道,硬谏、直劝威王是行不通的,应该讲点策略。突然有一天,邹忌从自己对镜窥貌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于是他兴冲冲地去见威王,先向威王讲了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邹忌说:“臣前日偶窥镜自视,自以为美,以之询于妻妾客人,皆以我美于城北徐公。臣诚知不如徐公美,昨日召徐公比之,自知差之甚远。由是,臣思而得其由: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接着,邹忌引入正题,谈了齐之强盛,宫人私王、朝臣畏王、四境求王之弊病,建议齐王开言路、图新治,威王从谏。自此,齐国言路广开,政通人和,国力渐有新发展。邹忌的劝谏术,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
两弊择其轻 两利取其重
卒和车都是象棋中的棋子,然而,两者的功用和能力各不相同。车的作用相对来说比卒子的大。因此,在对弈中,人们宁可丢掉卒子,也要保住车。这就是象棋的丢卒保车战术,这种战术引用到社会生活中,就是指用牺牲次要利益来保全主要利益的策略。
在军事上,运用丢卒保车策略,主要是以战术上的代价换来战略上的主动。例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红军入四川不成,情况非常困难,不得已再返遵义。当时红军3万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达40万。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作战,企图围困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困,红军决定西进云南,绕道从金沙江北渡。同时,为了掩盖这一军事意图,红军还决定派一个团伪装主力,大摇大摆地向东北方向攻打乌江渡江口。这个团为了不露一点破绽,不怕伤亡重大、顽强进击,打击敌人。国民党军原来的部署是防红军向西突击,现在见红军主力向东进击,立即改变部署,调军向东。此时,红军真正的主力已向西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红军以一个团的牺牲,保存了全军实力。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实施“尼普顿计划”,保护其特工人员不被德国破坏,采取丢卒保车之计,故意让伦敦监督处(英国欺骗战总部)预先把空袭德国的计划告诉给德国人,结果,使德军以损失6架战斗机的微小代价,击落了英国皇家空军的176架轰炸机。然而,这一牺牲,却换来了数以万计的盟军士兵在诺曼底登陆时免于死在海滩上。同时,也使德军对盟军的进攻措手不及,从而盟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丢卒保车在日常应变中的运用也很多。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唐朝的徐敬业小时候十分调皮,放荡而不守规矩,且到处闯祸。其祖父很不喜欢他,常说:“这个孩子面相不好,将来会给我们带来灭族之祸。”于是,在一次打猎中,徐敬业的祖父让他到林子中去驱赶野兽,随后,便乘着风势放火烧林子,企图把徐敬业烧死,以免家族之后患。大火烧起来后,徐敬业才知晓,此时已无处藏身。突然他想到骑着的马。他便把马杀了,随即伏身躲进马腹里。大火过后,他从马腹中出来,虽然全身都是马血,但保住了性命。徐敬业杀马保命,不仅有丢卒保车之意义,其实更有丢卒保帅之神韵。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与其利益相联系。为了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不断地争取着利益,同时也力图最大程度地保全既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有的是个体的,有的是群体的,有的可能是全社会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争取和保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威胁。在威胁面前,人们的主观愿望肯定是保全所有的利益不受损失,然而,当客观情况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丢卒保车不失为一个良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丢卒保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变术,这一应变术虽然算不上万全之计,但用长远的眼光看,仍是一种积极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一切战略家、一切有远见的人,在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时,无不经常运用此术。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从其轻。”丢卒保车还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不被小利所惑,应求大利,成大器。《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云:“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蝮蛇有剧毒,被它咬伤手腕后,勇敢者宁肯将手腕斩断,也不让蛇毒蔓延垒身,致使丧失性命。壮士的这种气概和作法,不也是效丢卒保车之策吗?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就要当机立断,通过权衡利弊,不惜作出一定的牺牲,也要除掉祸根。否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不敢下决心,任祸患蔓延,其危害会更大、更严重,到那时就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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