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年9月9日－），生于中国南京，籍贯福建泉州永春，台湾文学家，现任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美国西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早年为台湾新诗流派中蓝星诗社的成员，著有新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等凡五十余种，多篇作品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教科书。现定居高雄。
（编者：本篇目参考维基百科，未敢删改。但编者以为，陈映真等人人品有问题。此处谨说明编者态度与看法）
父亲余超英，母亲孙秀君。父亲余超英本籍福建泉州永春。母亲为江苏武进人，妻子为常州人，且在南京出生，故以江南人自命。抗日战争时在四川读中学，感情上亦自觉为蜀人。因生日正好是重阳节，所以自称“茱萸的孩子”。
1928年 出生于中国南京。小时居住南京，亦随父母返回福建省永春、江苏武进，并经常来往于杭州。
1940年 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当时校址在四川
1950年 移居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
1960年 诗集《万圣节》翻译诗集《英诗译注》在台湾出版，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编《中外》画刊之文艺版
1970年 中文翻译《巴托比》英文翻译《满田的铁丝网》
1980年，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兼任英语研究所所长。
1990年 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3月1日出版《梦与地理》；《梦与地理》为余光中第十五本诗集，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间长短作品五十五首，代表他自港返台，定居高雄后的文学思维和观察，放眼世界，体会乡土，尤其热心拥抱南台湾的风物。
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删减文言文”政策：
2010年 发表《某夫人画像》歌颂马英九之妻周美青，被张德本、郑炯明等许多文学家大力批评为“阿谀奉承”。
2012年 对《经济学人》以“bumbler（笨手笨脚的人，决定常常是错误的人）”形容总统马英九，余光中却当面对马英九解释此字有大智若愚之意，马英九因此笑开怀[1]。数日后，马英九在脸书发文盛赞余光中的作品文字精炼[2]。
2015年12月17日，马英九总统颁赠二等景星勋章。
在现代诗论战中，因唐文标批评台湾的现代诗风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发表了《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以人民为标准，其思想左倾[3]。《现代文学》之后不再刊登唐文标的文章。
唐文标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言中，曾引述沈登恩说法，认为当年余光中曾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二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4]。但余光中否认，认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余光中反台湾乡土文学，参与了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余光中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还说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5]。余光中的这篇《狼来了》发表以后，“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着肃杀的血腥气息”[6]。徐复观说过，余光中的这顶帽子恐怕不是普通帽子，而是“血滴子”，帽子一旦抛出，会使人头落地。因郑学稼、徐复观、胡秋原、钱江潮等人发表文章，反对以乡土文学将人入罪，蒋经国并未发动大规模逮捕行动。
1989年，陈芳明发表文章，记录余光中曾寄一封长信给他，将陈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来，对照英文原文，考证陈映真引述马列主义作品之处[7]。陈映真在2000年时于《联合文学》杂志，再次提到此事。陈映真说，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曾将此信汇整寄给王昇，密告陈映真思想倾共。余光中将副本寄给陈芳明。王昇收到此信后，曾向郑学稼查证相关内容，郑学稼在私人场合向陈映真透露过相关历史[8]。
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日报》发表《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曾辩解《狼来了》一文只出于爱国心，绝不想扣陈映真帽子。否认曾寄密告信给王昇，也否认受到中国国民党指使[9]。
徐复观曾与余光中争论《登鹳雀楼》的地形问题，之后余光中将徐复观告上警总。徐复观写作《学术与政治之间》时，曾记录此事。
1975年，蒋中正过世，由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胡兰成上书蒋经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同年，胡兰成出版《山河岁月》，余光中在《书评与书目》杂志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论此书，文中攻击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服务的历史。随后赵滋蕃、胡秋原与徐复观等人跟进批评。警备总部查禁了《山河岁月》，胡兰成丧失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隔年回到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过胡兰成的文章，徐复观弟子陈文华认为，余光中可能是受到中国国民党部或救国团授意才转而攻击胡兰成[10]。
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在《我的四个假想敌》“靓仔”和“叻仔”是粤语，这让读者更真实的如临其境，在其他作品之中，更不时会采用年轻人经常在同侪间，谈话所用非正式，在语法上可能也不正确的字句，也是同样的效果。而谈到欧化句法，就不得不提及文坛上采用欧语书写方式，曾经在文坛上掀起一股小小的浪潮，尽管至今许多的学者对这样对中文来说拗口的造句方式并不鼓励，许多教师也反对学生以此为学习榜样，但是运用得宜者，却不得不承认紧凑的有机组织和伸缩自如的节奏是值得效法的技巧。
与物理上所言之密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度的要求，则是认为在一定的篇幅中，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其中有几个主要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其一是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
至于余光中提及的第三个讲究点，质料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词的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境界高低。只是写作散文的材料，需配合弹性、密度的运用才会显出光芒，能够借由刻意的培养达成进步的，其实还是密度和弹性最可能，质料比较因作者本身生活经历和思想透露出来，一旦人生经历有了大的转变，通常也容易在文字中表现。
1970年代以降，台湾经历×××××××××，国际地位日渐低落。青年学子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在何方，终日混混噩噩，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引入的资讯，不经筛选消化就全盘接受，音乐这个领域也是如此。余光中在美国的期间，正逢摇滚乐流行之时。这种异国诗乐，有别于他所坚持的中国传统诗文之美，是一种崭新的体验：“这次来美，发现还有一项同好：摇滚乐。看到异国披发朗吟的诗人，一挥手，一投足，一启唇之间，欣然而聆者数以万计，乃感到自己的现代诗太冷，太窄，太迂缓了。”（余光中，1972：166）
对诗创作的新感受，反映在余氏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之中。同年，民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诗作《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的个人演唱会中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
余光中生平简介
生平年表
1937年 对日抗战开始，流亡于江苏、安徽沦陷区。
1938年 随母亲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后经由船只经过香港抵达安南，又经过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
1940年代
1947年 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已迁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因北方动荡，选择金陵大学外文系
1949年 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七月随父母迁居香港
1950年代
1952年 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以榜首考进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3年 入国防部总连络官室服役，任少尉编译官
1954年 诗集《蓝色的羽毛》出版，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共同创立蓝星诗社
1956年 与范我存结婚
1957年 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兼课，授英文，《梵高传》《老人和大海》中文翻译本出版，主编《蓝星周刊》
1958年 六月长女珊珊出生，母亲亡，十月赴美国进修，作品受到现代艺术影响
1959年 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回国任教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次女幼珊生，参加现代诗论战
1960年代
1961年 英译《New Chinese Poetry》出版，美国驻华大使馆酒会庆祝，胡适致词，罗家伦亦出席。长诗《天狼星》刊于《现代文学》引发洛夫的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作品风格渐渐回归中国古典之传统。与林以亮等人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展开文白之争（文言文、白话文），同年去菲律宾讲学，并在东海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兼职，三女佩珊出生（现任东海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副教授）。
1962年 参加菲律宾亚洲作家会议，《书袋》中译本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1963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评论集《掌上雨》出版，《缪思在地中海》中文翻译连载《联合报》副刊
1964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于耕莘文教院，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一年
1965年 散文集《消遥游》出版，西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四女儿季珊出生
1966年 回台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课，当选当年十大杰出青年
1967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
1968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在台湾、香港出版，《英美现代诗选》中文翻译本两册出版，主编“蓝星丛书”五种，“近代文学译丛”十种
1969年 《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讨会宣读论文，并且在崇基学院和浸信会书院演说，应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国，去科罗拉多州，任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
1970年代
1971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和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和西德出版，回国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以及台湾的中国电视公司“世界之窗”，任师范大学教授介绍摇滚乐，并且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兼课
1972年 散文集《焚鹤人》和中译本《录事巴托比》出版，获得澳洲政府文化奖金，夏天访问澳洲两个月，十一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邀请，至香港演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系主任
1974年 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主持复兴文艺营，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1975年 《余光中散文选》在香港出版，任“青年文学奖”评判，开始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六月回国参加“民谣演唱会”，杨弦谱曲的《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七月出席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八月出席香港中英翻译会议，兼任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任香港学校朗诵节评判
1976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41届大会，并宣读《想像之真》，任香港学校朗诵节评判，出版《天狼星》
1977年 出版《青青边愁》，并且于联合报副刊提出《狼来了》一文，指控台湾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学
1978年 《梵高传》新译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43届大会，并游历丹麦和西德
1979年《与永恒拔河》出版，任香港市政局主办“中文文学奖”评判
1980年代
1981年 出席法国里昂的国际笔会，发表《试为辛笛看手相》。出版《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以及主编的《文学的沙田》
1982年 发表《巴黎看画记》和一系列山水游记的论文
1983年 参加委内瑞拉国际笔会，翻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出版，出版诗集《隔水观音》
1984年 参加东京国际笔会，《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中译本《土耳其现代诗选》出版
1985年 移居台湾高雄西子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86年 发表新诗《控诉一支烟囱》并且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出版诗集《紫荆赋》
1987年 出版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1988年 出版散文集《凭一张地图》
1989年 出版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
1990年代
1994年 出版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黄维梁编撰出版各家对余光中作品论述之选集《璀璨的五彩笔》
1995年 出版《井然有序》
2000年代
“杜正胜如果读好文言文，就不会把挽联‘音容宛在’写成‘音容苑在’。”
“我能当千年的作家，后人会继续读他的文章，但部长可以当多久呢？”
“我就是创造台湾文学，我自己就是台湾的文学家。我想，他（杜正胜）对这件事情所知太少；希望他好好读台湾文学以后，再来跟我们的所长请教。”
2010年代
白色恐怖时期作为
现代诗论战
乡土文学论战
徐复观与胡兰成
余光中的文学观（余光中原文摘录）
散文之弹性
散文之密度
散文之质料
与中国现代民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