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苇（1900—1926），原名刘同均，字梦苇。湖南安乡人，诗作收入《诗月诗选》。青年时期一度四处飘泊二十年代初，在湖南《大公报》副刊发表新诗。1923年夏，在南京组织“飞鸟社”，创办《飞鸟》季刊，发表成名诗作《吻的三部曲》，蜚声诗坛。他执著与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多愁善感。其诗感情真挚，意蕴丰富。1926年3月《晨报·诗镌》创刊，他积极参加该刊的工作，被推为中国新诗形式运动的最早倡导者。1929年前后英年早逝。其作品散见于《青年文艺》季刊、《小说月报》、《晨报·诗镌》等。
个人作品
1923年毕业后，到上海某中学任教，同年5月发表诗作《吻之三部曲》；同时在《诗》月刊第2卷第2号发表诗作《自慰》，从此走上新诗坛。1924年1月与友人在上海成立飞鸟社，创办《飞鸟》月刊，自任主编，仅出一期便停刊。同年，他的诗集《青春之花》由上海新文化社出版；另一部诗集《孤鸿集》由北新书局出版。他的诗歌大多发表于《创造季刊》、《狮吼》半月刊、《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新少年旬刊》、《晨报副刊·诗镌》、《小说月报》、《诗》月刊、《青年文艺》等杂志。并有少许散文、政论文、诗论等发表。
著作书目
《青年的花》（诗集）1924，上海新文化社
《孤鸥》（诗集）出版年代不详，自费刊行
颠沛的一生
刘梦苇是中国新诗形式运动的代表人物，“新月派”的主要成员。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共同探讨新诗，并发起创办了《晨报诗镌》，开辟了中国新诗格律化运动的一块重要阵地，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中国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刘梦苇，原名刘国钧，1900年出生于湖南安乡一户破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早逝，三岁时又遭母亲遗弃，从此像“无家的孩子，如浮萍在人世飘浮”。跟着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挣钱维持日常生活，有时陪着生意人在深山野谷中穿行，整天不见人烟，只有青山绿水围绕在四周，山泉或河流的流淌声响随风送来，山中的鸟儿叫声高亢而圆润。有时陪船家放排洞庭，两岸的山岭，倾斜得如同要倒蹋下来一般。偶尔有汉子的船工号子传来，回荡在山间。小船在激流中摇晃，人在船仓里跟着货物左右颠簸。
那年刘梦苇不过十岁，已经单身上路了，押解着一船的货物，过着飘泊的生活。既领略了美丽的湖光山色，又体会了生活的苦涩和艰辛。
1920年，刘梦苇辞别了祖母，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的学习成绩很突出，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一师的文学研究会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尝试新文艺的创作，经常在文研会《青年文艺》上发表文章，成为当年一师小有名气的才子。他还与青年学子沈仲九、杨人梗、李木第等人成立了文学社团安社，几个人在一块纵论时事，交流创作心得，刘梦苇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各项活动都组织得有声有色。而后，他深入农村做社会调查，深刻了解了民众的疾苦，对社会的不平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2年，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了劳工领袖黄爱、庞人诠，并血腥镇压了工人运动，激起了民众的声讨和反抗，消息传来，刘梦苇心情难以平静，连夜创作了《夜闻黄爱、庞人诠死耗》一诗表示哀悼，抗议军阀的转横和暴行。
1923年，刘梦苇开始了做为一名流浪诗人的飘泊生涯，他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宁波、南京。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性的故事，在现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在北京他借住在北大红楼。沈从文初到北京，因为没有钱，经常饿着肚子，刘梦苇就将自己的生活费省下了一些，以湖南同乡会的名义资助他。在上海，他和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飞鸟诗社，创办了《飞鸟》诗刊，幻想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翔。《飞鸟》办了一期就停了，不过，刘梦苇发表在上面的小说《诗人的悲哀》时常被人提起，成为当时落泊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1923年，诗人的代表作《吻之三部曲》在郭沫若主编的《创造》季刊发表，反封建的昂扬姿态引起了诗坛的瞩目。作家们一向不敢说的话，不敢披露的情绪在诗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抒写。在南京，他住在城郊清凉山古林寺。一天，诗人朱湘慕名来访，两人煮酒论诗，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朱湘极为赞赏刘梦苇的才华，鼓励他进京发展。
1925年年初，刘梦苇再度进京，不过这次是为了追寻所爱。还在湖南一师念书的时候，他就默默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姓苏名彦和，湖南湘潭人，长沙女子师范的学生。苏彦和面容娇好，言谈举止中透出高贵的气质，十分惹人注意。刘梦苇也正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与苏彦和相见多了不免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通过《青年文艺》相识。后来，苏彦和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梦苇终于追随而至。起先他投考清华大学，可惜没能考上。此时，朱湘已在北京，在他的力荐下，刘梦苇得以在适存中学得到一份教职。适存中学是由开明人士创办的一所学校，资金属于自筹，教员教书也多属义务。刘梦苇因而生活窘迫，靠朱湘、蹇先艾等人的接济勉强度日。
1925年底，刘梦苇参加了闻一多、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并逐渐成为了社团的主要成员。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因泰戈尔的《新月集》而得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月诗派也是由此而来。新月社多由一群附庸风雅的风流才子组成，他们呤风颂月，经常跟上流社会往来接触，充溢着陈腐的贵族气。孤傲的朱湘在跟徐志摩闹翻后愤然退出了新月社。他还曾写信给刘梦苇，劝他不要与这帮假诗人为伍。刘梦苇的回信十分诚恳，他说：他早已知道情况如此，只是不得以才维持下去。他的真实用意是想借着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来实现他新诗格律化的伟大构想。五四以来，受欧陆诗风影响，白话诗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途径，一时呈现出低落的态势。刘梦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挽救新诗异化的现象，在形式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探索，相继创作出了《宝剑的悲痛》、《万牲园的春》等新诗，得到了朱湘、闻一多等人的肯定。1925年12月，刘梦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中国诗的昨今明》一文，做为中国新诗形式运动的一次总结。这篇论文在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一次，刘梦苇邀集了闻一多、朱湘、蹇先艾等人在北河沿震东公寓的住所进行了一次谈话，刘梦苇拿出了一本格律整齐的新诗集《孤鸿》给大家传观，并提出希望办一个几年前文学研究会办过的《诗》那样的刊物，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会后，蹇先艾跟《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进行了联络。1926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份重要诗刊《晨报诗镌》在刘梦苇的建议下创办了。第一期便以一个《纪念三一八》专号问世，抗议军阀段祺瑞在3月18日那天血腥镇压执政府请愿的民众。刘梦苇的两首新诗《寄语死者》、《写给玛丽雅》在显要位置刊发，大声喊出了“我欲手刃那卖国的汉奸”，如利剑刺进了反动政府的心脏。
《诗镌》创办后，指定由徐志摩负责集稿，每星期六在沟头31号闻一多黑纸裱糊的美术气味很浓的书室，大家都要聚会一次，随便谈话并且互相交流作品。刘梦苇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每次都到得最早，而且都会拿出几首诗给大家传读，当时几乎没有人不惊诧他旺盛的创作力。后来聚会的地点改在了中街徐志摩的寓所，去的人少了，但刘梦苇依然乐此不倦。从1926年4月到6月，《晨报诗镌》一共办了九期，刘梦苇差不多每期都会有新诗在上面发表。其中，《铁道行》、《最后的坚决》被后人反复引用，成为中国新格律诗创作的典型个案。
然而，刘梦苇的爱情在这时候却遭遇了挫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暂接触后，苏彦和不能忍受和诗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正式提出了分手，从北沿河震动公寓搬了出来。苏彦和的离去严重刺伤了刘梦苇的心，再加上饥饿和肺病，诗人终于病倒，住进了医院。在弥漫着药水气味的病室，刘梦苇伏在枕头上，头发乱蓬蓬的，唇边已经长出了很深的胡子，两腮也瘦了下去。病榻上的他骨瘦如柴，几乎失去了人样。当时朱湘曾去探视，并带去了一首祭新月同仁子惠的诗给他看，诗稿在他手中微抖，脸上已是泪流满面。临终之际，眼前还闪过了长沙城内校园生活的幻影及少年时放排洞庭的快乐时光。
1926年9月9日，刘梦苇客死他乡，年仅二十六岁。他死后，在朱湘的动议下，新月社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朱湘、蹇先艾、沈从文都写有纪念文章，成为当年诗坛的一件大事。
一生都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的刘梦苇尽管有着无爱情毋宁死的诗情，可当死神真正临近时，他还是本能地感到悲哀和不舍。那天，朱湘到医院看他，只见他的头发蓬乱，胡茬参差，两腮深凹，只剩下一个很尖的下巴，黧黑的脸上，那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但眼神却是呆滞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刘梦苇，朱湘愣了。刘梦苇淡淡地对他说，三天没有进食了，这病房又是医院里最便宜的，吵闹不堪，晚上根本没法入睡。听了这话，朱湘无语。
刘梦苇又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床，告诉朱湘，这张床上的那个人，刚刚死了。他说：“就是这样，人家把他从那张床上抬了出去。医院里的人，照旧工作，病房同住的人，照常说笑。他的一生，便这样淡淡的结束了。”朱湘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哀伤，一种悲苦，一种对世态人情的失望，也有一种对生的留恋。他在心里问：“你对生有何可恋呢？它不曾给你名，它不曾给你爱，它不曾给你任何什么！”
没有名，没有爱的刘梦苇也并非什么都没有，他有诗。在他临死前一天，朱湘又去看他，给他看他写的悼杨子惠的诗，他想让他看过这样的诗之后，能把长久郁积的情感借此发泄一下，并且在精神上能得到一种安慰。一生爱诗的刘梦苇捧读着这首诗，兴奋莫名，他颤抖着，流着泪，似乎在诗里回望着自己的人生。朱湘担心他过于激动，便想拿回那首诗。刘梦苇紧紧攥着，嘴里说：“不，不，我要！”他要的是什么？诗和生命。
刘梦苇的生命消失了；他的诗，长存于世。
(以上选自《徐志摩新月社》）
爱情诗与诗中的爱情
刘梦苇的诗，大多数是爱情诗。然而，人们在他的诗里却很难体会到爱情的甜蜜和浪漫，更多的是悲苦和绝望。他的短暂人生始终处于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之中，他的作品少有欢悦和乐观，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追求真爱，向往爱情，唯爱至上，认为爱情是支撑生命的基石，没有爱情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比如，他在《吻之三部曲》中写道： 人生既是一刹那一刹地过去，/在个中你我可不要随意地辜负；/但只要一刹那中有一个亲吻，生之意义与价值呀 已经寻出。/莫计算生活过了多少刹那，/只问你一生接了多少吻？/生到死的距离之中我们底接吻未停，/只有一刹那的寿命呀 也是永生！
然而，他这样一个唯爱主义者 ，却得不到他向往的真爱。因此，有人说，他的早死，固然有疾病的缘故，却也有失恋的因素造成的对生活的自我放弃。那么，他生命中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这很值得探究。据分析推断，她很可能是才女龚业雅。朱湘在刘梦苇死后写的一篇悼念文字《梦苇的死》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死后，我才从你的老相好处，听到说。你的安葬，也是他们当中的两个：龚君业光与周君容料理的。 他说的老相好龚业雅吗？其中的龚业光是龚业雅的弟弟，也是刘梦苇在湖南一师的的同学兼 飞鸟社 同人。也许正是通过龚业光，刘梦苇与龚业雅相识，然后迷恋上了她而不可自拔。又也许，刘梦苇死后，龚业雅不便出面，便委托龚业光代为料理了刘的后事。
龚业雅也是湖南人，出身名门，后来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梦苇曾坦言，他在整理《孤鸿集》诗稿时，龚业雅帮了不少忙。所以，在《〈孤鸿集〉自序》中，他不但将她也作为要感激的人之一，更摘引了他俩的通信，明示暗示了他对她的一往情深。就现存资料而言，很难确知龚业雅对刘梦苇的真实态度。后来，她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吴景超。
从刘梦苇的一首诗《铁道行》中，似乎可以感受得到他和她不能携手的痛苦： 我们是铁道上面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将它们离间。 那么，他们又缘何不能并行呢？很大程度上在于刘梦苇的病。他患有在当时看来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尽管他的感情如洪水决堤，但并示丧失理智。他的理智告诉他，他只能远离爱人。然而，远离的结果，是他 憔悴不成人形 。这是他在临死前的1926年5月21日写的一首诗《示娴》中的一句诗。
娴和雅才能组成 娴雅 。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诗的 娴 ，其实就是写给 雅 （龚业雅）的。于是，在刘梦苇死后，他的朋友为他打抱不平，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龚业雅。对此，朱湘很冷静地在给朋友赵景深的一封信中说： 王以仁自杀事同刘梦苇的病死也有点像：刘也是失恋。刘肺病是起于认识女子前还是后，这很值得研究。 我觉得都不能推到女子身上。刘、王实在是一种为荒谬学说的牺牲。即使承认恋爱是人生的最大事，也不限定要结婚，他们两个把结婚看得这般重大，还是旧思想在内作怪，
《最后的坚决》这首诗，最能体现刘梦苇唯爱至上、唯爱主义、非爱即死 的有些偏激的悲切爱情观。其中有这样一段： 您的爱给了我才有生的喜悦；/ 可爱的姑娘，请与我怜悯，/莫要把人命看同鹅绒轻！ /您的爱不给我便是死的了结。 当然，除了爱情诗，刘梦苇的诗中，也有反映现实和表达抗争意识的内容。比如，就 三·一八惨案 ，他写了《写给玛利雅》、《寄语死者》；《生辰哀歌》则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宝剑的悲痛》表达了报国无门的悲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