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津汇文中学读英文，肄业于燕京大学，留学英伦，1942年出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同时在西北师院国文系、外文系做兼职教授，1944年出任西北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的于赓虞教授，1947年在田培林校长的周旋下，应时任校长姚从吾之聘来到国立河南大学担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1954年在铁塔校园的课堂上无端被逮捕，于赓虞教授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陷害，一个无党无派的诗人竟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之后便无声无息、如同“蒸发”般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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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讯返济南
津浦车上思故友
1931年7月,徐志摩的密友、新月派代表诗人于赓虞转赴济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师。于赓虞(1902—1963),名舜卿,字赓虞,以字行世。河南西平人,现代著名诗人,自称:“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无论在诗的内容或形式上,我都没有伴侣。”他著有诗集《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等,人称“恶魔诗人”。
当时山东省立高中名师荟萃,张默生、董每戡、董秋芳、胡也频、高滔、楚图南、李俊民、夏莱蒂等,一个个尽是作家、学者。在学生心目中,于赓虞是以“新诗人”身份出现的。学生刘国俊在《怀念母校济南高中》一文中曾回忆当时印象说:“三年级时于赓虞老师来高中任教,他身材不高而且消瘦,留着长发。他消极颓废,似乎对现实社会不满。”实际上,于赓虞并不喜欢当老师,内心充满矛盾。他曾在《自传》中说:“五六年来,过着痛苦的教书生活。在中国的现在,教书几非人的生活。然而,唯一尚存人气的地方,恐怕还在学校。”
就在这年的11月19日早晨,徐志摩乘坐“济南号”邮政飞机在济南上空罹难。1925年秋,于赓虞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与徐志摩相识于校园的一间小屋子。翌年,他与徐志摩、闻一多等在北京《晨报》创办《诗镌》,标志着新月派的正式形成。这些新月派中坚诗人,每周要在志摩家中开一次读诗会,主要讨论诗的形式与音节等问题。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的于赓虞适在北京,闻讯后十分震惊与难过。他随即于21日返济,与张奚若、张慰慈、梁思成乘坐津浦线火车同车而行。二张一梁都是徐志摩的挚友,受胡适、傅斯年、林徽因等北平学界同人委派,专程赴济处理徐志摩的后事。
于赓虞心急如焚,难以入睡,到德州时,天已黎明。及至平原车站,漫天迷雾复兼微雨。他顿生遐想:“倘志摩尚在人世火车中,不知又作出何种美妙之诗也。”于赓虞想到这些,“终以为志摩尚在人世间不应演此悲剧也。故在途中虽属伤心,然亦未尝不存万一不确的心理。”他恨不得立刻到济,查明真相。及车过黄河铁桥,那声音却似猛烈的铁锤锤击着他的心。
巧遇沈从文
黯然神伤寿佛寺
车到济南站后,于赓虞急于打探徐志摩的所有消息,不曾招呼张、梁诸先生,就匆匆返回他任教的济南高中。出站不久,遇着从青岛赶来的作家同时也是新月派诗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时在青岛大学执教,他是于赓虞在北平时一起舞文弄墨的患难朋友。沈从文连夜从青岛赶来奔丧,是由于徐志摩对其有提携之恩,他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在他投稿不中,生活无着之时,是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编发了其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徐志摩也是两位推荐人之一。与沈从文分手后,于赓虞虽后悔没问他关于志摩的消息,但已感到一股冷气。“到校后,即询问一切,知遇难者确系志摩,至是我不复存半分妄想矣!”
午饭后,于赓虞致电航空公司,得悉徐志摩与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三人的灵柩均停津浦车站,便立即去查看。至站后,只见到飞机师的两口棺材,有两个工人正在封棺。于赓虞问工人另一灵柩何在,几经打听得知被中国银行的人抬走了。原来,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经理何象百接到上海方面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徐志摩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兄长)来电后,即委派职员陈先生置备棺木,带人乘汽车赴党家庄,将徐志摩收尸装棺,运回济南。
于赓虞又到附近位于经二路德华银行旧址的中国银行询问,才知道灵柩停放于其东北方不远的寿佛寺。他来到馆驿街西头路南的寿佛寺时,“只见一棺横陈,寂无一人,一种黯淡凄凉的境况,令人神伤。”后出来一位由中国银行派来看守之人,于赓虞随即问了相关情形,又叫他着人将棺盖移开,只见徐志摩“微微浮肿之面颜上,有些微红白相间之痕,这大概是被烧伤洗后之状。两眼并未完全紧合,尚微露着眼珠,似痴视观看之人。从长方覆着面部的玻璃看来,除有些浮肿外,与生前无大异。”于赓虞着人合上棺盖后,即问徐志摩身上其他部位受伤情形,因该看守人即成殓洗涤志摩之人,当时就是他随中国银行陈先生去飞机失事现场的。其人云:“腿已摔坏,两手烧伤较重,其他不十分重。”
哀悼云中鹤
风情最殊志摩诗
沈从文1934年所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记述了他们在雨中瞻仰徐志摩遗体,以及运棺南下的情形。于赓虞来到停棺现场的时候,他们听到消息去津浦车站看飞机骨架了,但是没有看到,便又返回寿佛寺烧纸祭奠。上海方面的来人也赶到寿佛寺,来的是张幼仪(嘉玢)的弟弟张嘉铸及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儿子徐积锴。一直出面照料徐志摩后事的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夫妇和中国银行的经理何象百与职员陈先生也到了。吃过晚饭,他们急忙赶到车站上去等候。晚8时30分,棺柩上车南下。
于赓虞随后写成《佛寿寺里的志摩》(佛寿寺应为寿佛寺)一文,寄给瞿冰森,发表在11月26日的北平《晨报》上。文末附言:“《科学与诗》一文周内寄上,关于志摩的文字或能最近作。”他没有食言,12月4日写了一篇文章《志摩的诗》,刊登于12月9日《晨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对志摩的人和诗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在新诗坛上最活跃,最有成绩,最能表现出特殊的风情者,就是志摩,所以志摩的死,是中国诗坛的无限的损失!”并且说:“今,志摩已矣,以后从事诗之艺术的人,更应坚定他们对于诗艺的信心,不因艰难困苦而变其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