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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世而下”下一句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8-08-26 09:03
来源:查字典诗词网

“百世而下”下一句是:“自有定论”,这是出自于 明朝 袁宏道 所著的《徐文长传》。

徐文长传

作者:袁宏道   朝代:明朝

  余少时过里肆中,

  见北杂剧有《四声猿》,

  意气豪达,

  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

  题曰“天池生”,

  疑为元人作。

  后适越,

  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

  强心铁骨,

  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

  字画之中,

  宛宛可见。

  意甚骇之,

  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

  随意抽架上书,

  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

  烟煤败黑,

  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

  读未数首,

  不觉惊跃,

  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

  今耶?古耶?”

  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

  字文长,

  嘉、隆间人,

  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

  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

  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

  获此奇秘,

  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

  灯影下,

  读复叫,

  叫复读,

  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

  或作书,

  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

  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

  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

  大试辄不利,

  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

  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

  当具宾礼,

  非时辄得出入。

  ”胡公皆许之。

  文长乃葛衣乌巾,

  长揖就坐,

  纵谈天下事,

  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

  威振东南,

  介胄之士,

  膝语蛇行,

  不敢举头;

  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

  信心而行,

  恣臆谈谑,

  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

  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

  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

  一切疏记,

  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

  好奇计,

  谈兵多中。

  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

  皆密相议然后行。

  尝饮一酒楼,

  有数健儿亦饮其下,

  不肯留钱。

  文长密以数字驰公,

  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

  皆斩之,

  一军股栗。

  有沙门负资而秽,

  酒间偶言于公,

  公后以他事杖杀之。

  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

  哀其数困,

  时方省试,

  凡入帘者,

  公密属曰:“徐子,

  天下才,

  若在本房,

  幸勿脱失。”

  皆曰:“如命。”

  一知县以他羁后至,

  至期方谒公,

  偶忘属,

  卷适在其房,

  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

  遂乃放浪曲糵,

  恣情山水,

  走齐、鲁、燕、赵之地,

  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

  沙起云行,

  风鸣树偃,

  幽谷大都,

  人物鱼鸟,

  一切可惊可愕之状,

  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

  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故其为诗,

  如嗔如笑,

  如水鸣峡,

  如种出土,

  如寡妇之夜哭,

  羁人之寒起。

  当其放意,

  平畴千里;偶尔幽峭,

  鬼语秋坟。

  文长眼空千古,

  独立一时。

  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

  文长皆叱而奴之,

  耻不与交,

  故其名不出于越。

  悲夫!

  一日,

  饮其乡大夫家。

  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

  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

  欲以苦之。

  文长援笔立成,

  竟满其纸,

  气韵遒逸,

  物无遁情,

  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

  笔意奔放如其诗,

  苍劲中姿媚跃出。

  余不能书,

  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

  不论书法,

  而论书神:先生者,

  诚八法之散圣,

  字林之侠客也。

  间以其余,

  旁溢为花草竹石,

  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

  下狱论死。

  张阳和力解,

  乃得出。

  既出,

  倔强如初。

  晚年愤益深,

  佯狂益甚。

  显者至门,

  皆拒不纳。

  当道官至,

  求一字不可得。

  时携钱至酒肆,

  呼下隶与饮。

  或自持斧击破其头,

  血流被面,

  头骨皆折,

  揉之有声。

  或槌其囊,

  或以利锥锥其两耳,

  深入寸余,

  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

  无刻本,

  集藏于家。

  予所见者,

  《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

  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

  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

  遂为狂疾;狂疾不已,

  遂为囹圄。

  古今文人,

  牢骚困苦,

  未有若先生者也。

  虽然,

  胡公间世豪杰,

  永陵英主,

  幕中礼数异等,

  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悦,

  是人主知有先生矣。

  独身未贵耳。

  先生诗文崛起,

  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百世而下,

  自有定论,

  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

  病奇于人,

  人奇于诗,

  诗奇于字,

  字奇于文,

  文奇于画。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

  斯无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

【文学主张】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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