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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第三句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8-08-25 09:02
来源:查字典诗词网

《屈原列传》第三句是:“楚之同姓也”,这是出自于 汉朝 司马迁 所著的《屈原列传》。

屈原列传

作者:司马迁   朝代:汉朝

  屈原者,

  名平,

  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平属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

  屈平不与,

  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

  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

  平伐其功,

  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

  犹离忧也。

  夫天者,

  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

  故劳苦倦极,

  未尝不呼天也;

  疾痛惨怛,

  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尽智,

  以事其君,

  谗人间之,

  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

  下道齐桓,

  中述汤、武,

  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之条贯,

  靡不毕见。

  其文约,

  其辞微,

  其志洁,

  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

  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

  蝉蜕于浊秽,

  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世之滋垢,

  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

  其后秦欲伐齐,

  齐与楚从亲,

  惠王患之。

  乃令张仪佯去秦,

  厚币委质事楚,

  曰:“秦甚憎齐,

  齐与楚从亲,

  楚诚能绝齐,

  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

  遂绝齐,

  使使如秦受地。

  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

  楚使怒去,

  归告怀王。

  怀王怒,

  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

  大破楚师于丹、淅,

  斩首八万,

  虏楚将屈匄,

  遂取楚之汉中地。

  怀王乃悉发国中兵,

  以深入击秦,

  战于蓝田。

  魏闻之,

  袭楚至邓。

  楚兵惧,

  自秦归。

  而齐竟怒,

  不救楚,

  楚大困。

  明年,

  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

  楚王曰:“不愿得地,

  愿得张仪而甘心焉。

  ”张仪闻,

  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

  臣请往如楚。

  ”如楚,

  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

  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

  怀王竟听郑袖,

  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原既疏,

  不复在位,

  使于齐,

  顾反,

  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

  追张仪,

  不及。

  其后,

  诸侯共击楚,

  大破之,

  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

  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

  屈平曰:“秦,

  虎狼之国,

  不可信,

  不如毋行。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

  ”怀王卒行。

  入武关,

  秦伏兵绝其后,

  因留怀王,

  以求割地。

  怀王怒,

  不听。

  亡走赵,

  赵不内。

  复之秦,

  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

  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

  虽放流,

  眷顾楚国,

  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

  而欲反复之,

  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

  然终无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

  莫不欲求忠以自为,

  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

  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

  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内惑于郑袖,

  外欺于张仪,

  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

  身客死于秦,

  为天下笑,

  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渫不食,

  为我心恻,

  可以汲。

  王明,

  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

  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

  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

  被发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

  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

  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举世混浊,

  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何故怀瑾握瑜,

  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于是怀石,

  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

  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

  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

  汉有贾生,

  为长沙王太傅。

  过湘水,

  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悲其志。

  适长沙,

  过屈原所自沉渊,

  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

  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

  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

  同死生,

  轻去就,

  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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