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欧阳修)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①。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②。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③。”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①目为党人：桓帝时宦官专权不法，朝官李膺等极力反对，被视为反对朝廷之“党人”，二百多人遭到逮捕，后虽释放，但不准做官;灵帝时外戚**，起用“党人”，并谋诛灭宦官，事泄，李膺等百余人死于狱中，各州郡因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唐之晚年”句：晚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朝官之间出现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互相倾轧的斗争，此起彼伏，史称“牛李党争”。句中指此。
③投之黄河：裴枢、陆康等七人，因忤梁王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梁王亲信李振乘机诋毁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梁王笑而从之。见《旧五代史·梁书·李振列传》。
◇鉴赏
《朋党论》题下有注：“在谏院进。”仁宗庆历年间，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等在朝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他们同心协力，欲尽除弊政，史称“庆历革新”。但其政敌夏竦等人对此不悦，便与其党羽竭力制造舆论，攻击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欲尽去之。时欧阳修以谏官之身奋起反击，既上疏言富、范等人为国忠义，又进《朋党论》以破邪说。本文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写成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接下来就“同利”“同道”的性质深入展开，将前面提出的中心论点作了更为透辟的解说，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第三段引证大量古事，由远古说起，渐次而下，从正、反两个方面，纵谈史实，重在证明国家之兴衰，不在于朋党之名，而在于朋党之实，即以“同道为朋”，还是以“同利为朋”;是以国事为重，还是以一己之私利为重。惨痛的教训，应引为鉴戒。第四段，以倒卷之笔回应史事，从一反一正的说明中给予强调。先从反面教训讲起，再从正面经验道来。有了这段的翻腾照应，就使得事与理、实与虚、古与今紧密相融，连成一体，而无懈可击了。
此篇与王禹偁的《朋党论》相较，王文只是就事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欧文连用排笔，不仅事理兼备，曲折尽致，而且气盛义高，更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妙评
议论酣恣。
——明·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
破千古人君之疑。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二
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三
前后两段结束，前段立论，大旨已极分晓，后段又以兴亡治乱之迹反复推说，庶以觉悟世主，其言真龟鉴也。立体既方正，用笔却能参伍入妙。
——清·吕留良《古文精选·欧阳文》